從外交政策演變看中國與世界的交往

從建國之初備受孤立到今天成為國際舞台上的重要一員,中國的地位已發生了巨大改變,在與世界交往的過程當中,其外交政策不可避免地進行過一些大的調整。但一直以來,中國獨立自主的基本立足點沒有變過,和平外交的理念也沒有變過。認識到中國外交政策中的「變」與「不變」,對於正確理解中國與世界的交往具有重要意義。

2019年5月10日,在美國舉行的中美貿易談判並未如預期的那樣達成協議,而是步入了僵局。美方指責原因是因為中國「出爾反爾」。央視《新聞聯播》等官方媒體予以駁斥,更罕見表示:「談,大門敞開;打,奉陪到底」。中方為何會在此刻採取如此鮮明的立場?從建國之初備受孤立到今天成為國際舞台上的重要一員,中國的地位已發生了巨大改變,她在與世界交往時都奉行着哪些原則呢?

70年來,國際格局風雲變幻,中國的外交政策也不可避免地進行過幾次大的調整。但一直以來,中國獨立自主的基本立足點沒有變過,和平外交的理念也沒有變過。認識到中國外交政策中的「變」與「不變」,對於正確理解中國與世界的交往具有重要意義。

 

獨立自主與第一次建交高潮

新中國成立後面臨着兩大任務:一是鞏固國家獨立,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二是迅速恢復生產,發展經濟,改變舊中國貧窮落後的局面。第一代國家領導人期望與世界和平相處,擁有和平的國際環境。然而,由於美蘇「冷戰」格局建立,新中國從一開始就不得不面對西方的嚴密封鎖、孤立和威脅。為了以嶄新的面貌登上國際舞台,新中國付出了艱辛的努力。

要成為國際社會中平等的一員,首先要有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毛澤東認為:「中國必須獨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不容許任何帝國主義國家再有一絲一毫的干涉。」

因此,新中國斷然拒絕了西方列強強加給中國的所謂「國際義務」,並不遺餘力肅清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為此,毛澤東在建國之初提出了三大外交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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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起爐灶」,就是同舊中國的屈辱外交徹底決裂,不承認舊中國同其他國家建立的外交關係,要在新的基礎上同世界各國建立新的外交關係。

「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就是要在徹底清除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和殘餘勢力之後,再請客人進來,以免敵對者「鑽進來」搗亂。

「一邊倒」,即倒向社會主義一邊。

依據這三大外交方針,中國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1949年10月3日,蘇聯成為首個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在短短的三個多月的時間裡,除南斯拉夫外的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同中國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形成了新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建交高潮,為中國爭取國際社會的承認奠定了基礎。與此同時,一些民族主義國家和西北歐國家也先後同中國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使中國在國際社會站穩了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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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6日,蘇聯首任駐華大使羅申向毛澤東遞交國書。(來源: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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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期中國的對外關係重點是發展同社會主義國家的外交關係。中國同社會主義國家在政治、經濟和國際問題方面互相支持,友好合作,在促進雙邊關係發展的同時,也壯大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在與社會主義國家的交往中,中國也奉行了獨立自主的原則。例如,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一般會在蘇聯與某國建交後,其他國家才會與之建交。但是中國在蘇聯尚未外交承認的情況下,基於中越兩國的深厚友誼率先承認了越南,顯示了中國外交的獨立性。此外,五十年代末蘇聯與中國關係惡化,原因除意識形態分歧外,也是源於中國認為蘇聯在華共建潛艇艦隊並擁有一半所有權等提議損害了中國主權。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第二次建交高潮

朝鮮戰爭爆發使新中國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完全敵對,處在了冷戰的前沿。1954年,討論朝鮮和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內瓦會議召開,成為新中國參加的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多邊國際外交會議。

這個時期,周恩來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平共處),受到國際社會的讚譽。五項原則旨在促進國際和解與合作,擴大和平統一戰線。這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確立的聯合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自由的國家和人民以保障世界持久和平的對外立場相符。1954年的首部憲法中也明確強調:「在國際事務中,我們堅定不移的方針是為世界和平和人類進步的崇高目標而努力。」目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已成為當代國際關係中的基本準則。

在此基礎上,中國促成了在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再次為世界和平作出了貢獻。周恩來在會上提出「求同存異」方針,打消了與會國對中國的疑慮。亞非拉國家看到中國大力倡導並堅持奉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國際事務中堅定地站在被壓迫國家一邊,產生了同中國發展關係的願望。此後,與中國建交的亞非國家大大增多,拓展了中國的外交空間。

從五十年代後期到六十年代末,隨着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的興起,中國又同許多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形成了第二次建交高潮。到1969年底有50個國家同中國建交。這其中,除法國外都是亞非拉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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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4月,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推動各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達成萬隆十項原則。(來源: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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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世界與第三次建交高潮

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蘇聯軍事力量迅速增強並呈現攻勢,而美國因為深陷越戰泥潭而希望藉中國制衡蘇聯。基於這一對形勢的判斷,毛澤東提出聯美反蘇的外交政策,同時根據美蘇戰略地位的變化,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影響了七八十年代中國外交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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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美國改善關係的建議,中國把握時機先後邀請基辛格和尼克松訪華,達成了《中美聯合公報》,打開了中美建交的大門。中美關係的解凍,對國際形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同時,在廣大發展中國家支持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71年的第26屆聯合國大會上恢復了合法席位。中國對外關係有了重大突破和發展。整個七十年代中國先後同70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基本完成了同西方國家的建交過程。到1979年底,中國已同120個國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從而形成了第三次建交高潮。對外關係的發展,顯示中國的國際地位有了明顯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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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16日,《人民日報》號外報道中美建交。(來源: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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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月29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對美國進行正式訪問。(來源:fotoe)

 

從韜光養晦到人類命運共同體

八十年代初,鄧小平作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兩大主題的科學判斷,指出「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這一思想成為此後中國對外政策的指導原則。

為發展經濟,中國將對外開放作為一項長期基本國策,擴大了中國與世界各國在各領域的交流和往來,中國開始快速融入國際社會。作為一個缺乏與西方國家打交道經驗且貧窮落後的國家,中國在參與國際體系初期處於無足輕重的邊緣地位。中國以謹慎好學的態度學習適應,尋求合作。

1989年的政治風波後,中國面臨着西方的壓力與制裁。與此同時蘇東劇變令世界處於各種力量重新組合的大變動當中。鑒於複雜的形勢,鄧小平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着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絕不當頭、有所作為」等對外關係指導方針,努力營造有利於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國際和平環境。

在新政策指導下,中國積極展開了全方位外交。同時,中國領導人認識到經濟全球化趨勢不可逆轉,於九十年代作出「走出去」的重大戰略決策。積極參與現行國際經濟制度體系, 2001年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為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的一大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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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外交:重視與大國的關係;積極發展與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係;與歐洲形成全面夥伴關係;加強發展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積極支持不結盟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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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外經貿部部長的石廣生同各國代表一起慶祝中國成為WTO大家庭的一員。(來源: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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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新世紀,隨着國力持續增強,國家地位不斷上升,中國開始對國際社會共同關心的問題發出中國聲音,向着國際體系的積極建設者轉變。同時,確立了「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重要舞台」的外交佈局。

金融危機爆發後,發達經濟體遭受重創,中國等新興國家則保持了良好的發展勢頭。不少國家將中國視為「世界第二大強國」並高呼「中國威脅論」,國內外對中國的國際定位出現了巨大的認知差異。基於國情,中國在指出自己「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的同時,也提出做國際社會負責任大國的新定位。近年來,鑒於全球相互依存程度空前加強,中國更是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願景,表達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強烈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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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指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顧名思義,就是每個民族、每個國家的前途命運都緊緊聯繫在一起,應該風雨同舟,榮辱與共,努力把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這個星球建成一個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變成現實。

 

可以看到,中國與世界的交往日益增多和深入,合作的範圍也從政治擴展到經濟、文化、教育、環境、公共外交等諸多領域。70年來,中國外交政策的演變與其國際定位息息相關,而它本質上又是由各個時期的國際局勢以及國家的優先發展事項所決定的。但與此同時,有些原則卻是始終不變的,特別是獨立自主的和平發展觀。如此來看,中國在貿易戰中的態度是否也就容易理解了呢?

 

 

參考資料:

《圖解當代中國外交》 耿向東 中華書局 2010年

《國際定位與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外交》 盧靜 國際問題研究 2018年第5期

《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對新中國走向世界的歷史性貢獻》 任青 思想理論教育導刊 2001年第8期

《大變革時代的中國外交》 雷墨 南風窗 2018/10/13

新中國外交歷程回顧 外交部網站

上載日期:
2019年0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