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中國瑞典西北科學考察團的瑞典籍成員貝格曼（Folke Bergman），在今天甘肅省境內的額濟納河流域古遺址上，開掘了60個考古區，其中在21 區里採集到總計上萬枚簡牘，因為這批漢簡出土地區是居於漢代張掖郡居延縣，故稱之為「居延漢簡」，為研究漢代社會歷史提供了珍貴資料。

「居延漢簡」有紀年可考的，最早為漢武帝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最晚為東漢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前後共經歷143年之久，大部分屬於西漢時期，武帝末年至王莽時期，屬東漢時期的只有小部分。此外也有少數是和帝、殤帝、靈帝的簡。

「居延漢簡」出土後，由於中國學者的阻力，才使這批千餘年前的古代簡牘能夠保留在中國。1931年5月底，簡牘運到北京，瑞典方面提出讓瑞典人高本漢、法國人伯希和參與研究工作，而中國方面則由馬衡、劉半農（即劉復）主持研究工作。他們四人首先將簡牘實物拍照共一式四份，而四人各佔其一，大家根據照片考釋、研究，如有疑問，則各自通信聯絡，定期交換研究成果和論文。

1934年，劉復往內蒙古綏遠地區考察之際，突然逝世，後來選派中央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勞榦，北京圖書館編纂向達、賀昌群，北大歷史系助教余遜等人繼續協助馬衡研究，並由傅明德、傅振倫協助整理及編號。然後再根據原倉號、出土日期及地點作登記。其後馬衡利用此批漢簡撰寫《記漢居延筆》、《漢兵物簿記略》，傅振倫撰《道院簡牘說》、《漢武帝年號延和說》，賀昌群撰《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績》及《烽燧考》，陳槃寫成《漢簡遺偶述》和《漢晉遺簡偶述續稿》等著作。在抗戰年間的艱難歲月中，勞榦根據手上的照片資料來研究，1941至1961年，分別出版《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居延漢簡考‧版圖之部》、《居延漢簡‧考釋之部》以及一系列論文，為漢簡研究奠下重要基礎。

由於居延地區是漢代防禦匈奴南侵的重要屯兵要地。《史記‧匈奴列傳》記太初三年「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當時居延地區周圍全是沙漠，唯有額濟納河自南北流貫，形成南北走向的要道。匈奴往往藉此大舉南進中原，漢武帝亦大力屯兵於此，一方面防禦匈奴，另一方面可由此派兵北上。《漢書‧武帝紀》記載：武帝於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命「騎都尉李陵將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斬首萬餘級。」天漢四年，又命屯駐於居延城的強弩都尉路博德，與貳師將軍李廣利並擊匈奴。自太初年間開始在居延築城障等邊防設施後，隨着漢帝國的勢力減弱，防禦設施愈來愈多，烽燧障塞也日益增多，屯兵、屯墾也發展起來。這次出土的一萬多枚漢簡就是漢代張掖、居延、長水兩都尉的各種文書檔案，記錄了這個地區的經濟、政治、軍事各方面情況，為研究漢代社會歷史提供了珍貴資料。

居延漢簡不僅數量多，而且對邊塞屯田狀況、舉烽燧方式、戍卒來源及日常生活、俸錢與口糧、邊地物價、代田法在西北推行狀況，以及張掖太守與都尉，屬國都尉的關係等都有詳盡和具體記載。著名漢簡研究者勞榦曾說：「它和敦煌漢簡相同，都屬於中國邊塞上的記錄，還牽涉到政治、經濟和一般生活問題。這些記錄有的是瑣細而無關宏旨，有些卻非常重要；有的可補文獻上之不足，有的可糾正文獻上的錯誤，或給文獻中不明白之處作一個較好的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