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交會的時刻，中國面臨嚴重的民族和社會危機。西方列強的侵略加劇，腐敗的清政府淪為「洋人的朝廷」。革命運動的浪潮因此捲起，各地紛紛出現名目不同的革命團體，興中會不再是孤軍作戰。孫中山深知必須加強組織工作，建立全國性的革命政黨，以之作為「革命中樞」，領導日益洶湧高漲的革命運動，他還作廣泛宣傳，促使民眾覺醒，推動知識分子參與革命。

由於清政府的壓迫和鉗制，內地的革命宣傳受到阻遏。沿海大城市、港澳地區和國外華人聚集的地方，便成為革命思想傳播的主要基地，而有關的思想則同時向內地輻射和伸展。適逢這時期出現了留學潮，日本成為中國留學生的集中地。他們熱情、敏感、積極地接受新事物，因而成為革命思想傳播的主要承擔者。以他們為主要編撰者的革命報刊，更是異彩紛呈，影響甚大。一批革命宣傳家從中脫穎而出，在歷史進程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記。

自1894年上書李鴻章失敗後，孫中山從經驗中得出一個重要結論：不可能再採取和平的手段，而必須某程度上採用武力。從興中會成立到辛亥革命前夕，孫中山直接策劃了十次武裝起義。這些規模不等、形式有別的發難，表現了革命黨人和民眾的英勇和犧牲精神，但是，所有起義都以失敗告終，根本的原因是在於沒有建立起一支完備強大的武裝力量，而主要的弱點則是未能充分發動、組織民眾，以致缺乏堅實的物質力量和可靠的基地。

在多次武裝起義失敗後，孫中山和他的戰友毫不氣餒。1910年11月，孫中山同各地同盟會領導人在馬來西亞半島的檳榔嶼集議，決定在廣州再謀大舉。會後，孫中山赴美洲籌款；黃興則於翌年初到達香港，在跑馬地設立統籌部，自任統籌部長，以趙聲為副部長兼起義軍總司令。經過較為充分的準備後，決定4月13日發難，由黃興親赴廣州指揮，但卻因槍械未到等原因而兩度延期，到4月27日才舉義。黃興率領一百二十餘名革命黨人猛攻兩廣總督府和督練公所，兩廣總督張鳴岐逃走。義軍又分三路在龍王廟、小北門等處與清軍巷戰，終因缺乏配合、雙方力量懸殊而失敗。廣州之役的戰死者57人，被俘就義者29人，共86人。同盟會會員潘達微等收殮烈士遺骸72具，合葬於廣州沙河黃花崗，史稱「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黃花崗之役雖然失敗，但卻揭開了辛亥革命的序幕。正如孫中山後來感歎說：「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