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会的时刻，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和社会危机。西方列强的侵略加剧，腐败的清政府沦为“洋人的朝廷”。革命运动的浪潮因此卷起，各地纷纷出现名目不同的革命团体，兴中会不再是孤军作战。孙中山深知必须加强组织工作，建立全国性的革命政党，以之作为“革命中枢”，领导日益汹涌高涨的革命运动，他还作广泛宣传，促使民众觉醒，推动知识分子参与革命。

由于清政府的压迫和钳制，内地的革命宣传受到阻遏。沿海大城市、港澳地区和国外华人聚集的地方，便成为革命思想传播的主要基地，而有关的思想则同时向内地辐射和伸展。适逢这时期出现了留学潮，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的集中地。他们热情、敏感、积极地接受新事物，因而成为革命思想传播的主要承担者。以他们为主要编撰者的革命报刊，更是异彩纷呈，影响甚大。一批革命宣传家从中脱颖而出，在历史进程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自1894年上书李鸿章失败后，孙中山从经验中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不可能再采取和平的手段，而必须某程度上采用武力。从兴中会成立到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直接策划了十次武装起义。这些规模不等、形式有别的发难，表现了革命党人和民众的英勇和牺牲精神，但是，所有起义都以失败告终，根本的原因是在于没有建立起一支完备强大的武装力量，而主要的弱点则是未能充分发动、组织民众，以致缺乏坚实的物质力量和可靠的基地。

在多次武装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和他的战友毫不气馁。1910年11月，孙中山同各地同盟会领导人在马来西亚半岛的槟榔屿集议，决定在广州再谋大举。会后，孙中山赴美洲筹款；黄兴则于翌年初到达香港，在跑马地设立统筹部，自任统筹部长，以赵声为副部长兼起义军总司令。经过较为充分的准备后，决定4月13日发难，由黄兴亲赴广州指挥，但却因枪械未到等原因而两度延期，到4月27日才举义。黄兴率领一百二十余名革命党人猛攻两广总督府和督练公所，两广总督张鸣岐逃走。义军又分三路在龙王庙、小北门等处与清军巷战，终因缺乏配合、双方力量悬殊而失败。广州之役的战死者57人，被俘就义者29人，共86人。同盟会会员潘达微等收殓烈士遗骸72具，合葬于广州沙河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黄花岗之役虽然失败，但却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正如孙中山后来感叹说：“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