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集權，君主專制的政治體制下，難免會出現施政失衡的現象，因此需要設立一些監察的機制，以糾正君主治國的失誤。這些監察機制主要包括史官制度、封駁制度和諫官制度。

史官來歷及職能

甲骨卜辭中有「作冊」、「史」、「尹」等史官名稱，這可引證早在商代，已有史官制度。及至西周，出現了太史、中史、內史等名目，而《周禮》亦有史官職能的記載。當時設有左、右史，分別記錄君主的言論和行為。《孟子•離婁》亦指出，《尚書》是記言的歷史，《春秋》則是記事的歷史。不僅周王室設有史官，諸侯國也設。如春秋時，虢、衞、邾、齊、鄭、宋諸國設有太史、楚有左史、秦有內史。後來，秦代有太史令，漢代沿襲之。從司馬遷撰述《史記》起，到唐代之前，史家修史雖然每多身領官職，但基本上都是以個人名義成書。及至唐初，正式成立史館。唐太宗命宰相房玄齡監修前朝國史，表明「奉敕撰」。自唐以後，官修前朝歷史，總結政治經驗，成了歷代王朝的慣例。

史官要有秉持實錄的精神，對君主的言行，直書無諱，褒貶公正。《國語•楚語》載：「有事不書，是史失其職守。」《左傳》僖公七年稱：「夫諸侯之會，其德行禮儀，無國不記。」這應可讓君主以史為鑑，棄惡從善；另方面可使君主對輿論有所顧忌，不至胡作妄為。

有錯可駁回的封駁制度

雖然君主專權，但也並非可以一言堂。據明代顧炎武《日知錄‧封駁》所載，自漢代起，宰相反對君主的詔令，並且予以封還的事例，屢見不鮮，引證了當時已存在封駁，只是沒有固定的官員專職掌管。及至唐代，正式實行封駁制度，這制度是確保政令有一定的審議機制。君主的詔令，須由中書省草擬，繼而發送門下省。要是門下省認為詔令有問題，則有權予以修正，甚至原封退還。到了宋代，其宰相機構中書門下省（亦稱中書堂），雖仍有封駁詔令的權力，但已非唐代可比。封駁制度的實行，既可避免政策的失誤和疏漏，又可及時諫阻君主的失當行為，也能夠防止權相的專擅，是一種理想的監督機制。

諫官制度

唐代魏徵是中國歷史上最負盛名的諫臣。《新唐書》記載，唐太宗曾表示：「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而在魏徵去世後，太宗就惋惜自己失去了其中一個明鑑。在中國歷史上早已存在諫官制度。在儒家的政治理想中，善於納諫的君主可以博採眾議，匡正己失，從而得以循道施政。《史記‧周本紀》記載，上自公卿士眾，下至百工庶人，都可以議論朝政，就是體現了這種政治理想。據《國語》、《戰國策》所載，春秋戰國時代，列國都有設置諫官。秦始皇統一天下，實行君主專制。他雖設置諫議大夫一職，但卻禁止國人議政。從此，諫議變為專職，但言路也隨之收窄。及至唐代，諫官制度發展完備。當時有左、右諫議大夫，又有拾遺、補闕等官職，都是掌管諫議的工作。到了宋代，正式設置諫院，又容許御史大夫有權參與諫議工作；諫官制度得到進一步的充實。不過，宋代諫官的監督對象已開始由皇帝轉向百官，尤以宰相為主要對象。

監察機制漸漸崩潰

唐宋時期，無論諫官制度、封駁制度抑或史官制度，都達到比較完備的規模。這反映了君主專制政體的發展，已達到成熟的階段，具備自我監督的能力。元朝實行一省制，只保留中書省的行政權，完全撤消了審核、封駁的權力，又廢除諫官制度，並以御史代諫官之職，作為粉飾。明代以六科給事中兼領規諫的工作，但監督的對象已不是君主，而是六科行政部門本身。雖然，六科給事中也有封駁的職能，但他們官位低微，只有正七品，故此，他們的封駁工作形同庶務執漏一般。清朝也有給事中，但後來君主的詔令，往往以密本的形式，直接由軍機處發給各個行政部門及地方督撫，給事中根本無法參與，以至封駁制度僅屬空談。而清朝在僅餘的諫議空間裏，又大興文字獄，以至言路更為狹窄了。

縱觀從宋代開始，以至元、明、清各朝，中央集權走向君主集權、君主極權，君權過度膨脹，政體逐漸失衡，自我監督機制形同虛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