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下，难免会出现施政失衡的现象，因此需要设立一些监察的机制，以纠正君主治国的失误。这些监察机制主要包括史官制度、封驳制度和谏官制度。

史官来历及职能

甲骨卜辞中有“作册”、“史”、“尹”等史官名称，这可引证早在商代，已有史官制度。及至西周，出现了太史、中史、内史等名目，而《周礼》亦有史官职能的记载。当时设有左、右史，分别记录君主的言论和行为。《孟子•离娄》亦指出，《尚书》是记言的历史，《春秋》则是记事的历史。不仅周王室设有史官，诸侯国也设。如春秋时，虢、卫、邾、齐、郑、宋诸国设有太史、楚有左史、秦有内史。后来，秦代有太史令，汉代沿袭之。从司马迁撰述《史记》起，到唐代之前，史家修史虽然每多身领官职，但基本上都是以个人名义成书。及至唐初，正式成立史馆。唐太宗命宰相房玄龄监修前朝国史，表明“奉敕撰”。自唐以后，官修前朝历史，总结政治经验，成了历代王朝的惯例。

史官要有秉持实录的精神，对君主的言行，直书无讳，褒贬公正。《国语•楚语》载：“有事不书，是史失其职守。”《左传》僖公七年称：“夫诸侯之会，其德行礼仪，无国不记。”这应可让君主以史为鉴，弃恶从善；另方面可使君主对舆论有所顾忌，不至胡作妄为。

有错可驳回的封驳制度

虽然君主专权，但也并非可以一言堂。据明代顾炎武《日知录‧封驳》所载，自汉代起，宰相反对君主的诏令，并且予以封还的事例，屡见不鲜，引证了当时已存在封驳，只是没有固定的官员专职掌管。及至唐代，正式实行封驳制度，这制度是确保政令有一定的审议机制。君主的诏令，须由中书省草拟，继而发送门下省。要是门下省认为诏令有问题，则有权予以修正，甚至原封退还。到了宋代，其宰相机构中书门下省（亦称中书堂），虽仍有封驳诏令的权力，但已非唐代可比。封驳制度的实行，既可避免政策的失误和疏漏，又可及时谏阻君主的失当行为，也能够防止权相的专擅，是一种理想的监督机制。

谏官制度

唐代魏征是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新唐书》记载，唐太宗曾表示：“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而在魏征去世后，太宗就惋惜自己失去了其中一个明鉴。在中国历史上早已存在谏官制度。在儒家的政治理想中，善于纳谏的君主可以博采众议，匡正己失，从而得以循道施政。《史记‧周本纪》记载，上自公卿士众，下至百工庶人，都可以议论朝政，就是体现了这种政治理想。据《国语》、《战国策》所载，春秋战国时代，列国都有设置谏官。秦始皇统一天下，实行君主专制。他虽设置谏议大夫一职，但却禁止国人议政。从此，谏议变为专职，但言路也随之收窄。及至唐代，谏官制度发展完备。当时有左、右谏议大夫，又有拾遗、补阙等官职，都是掌管谏议的工作。到了宋代，正式设置谏院，又容许御史大夫有权参与谏议工作；谏官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充实。不过，宋代谏官的监督对象已开始由皇帝转向百官，尤以宰相为主要对象。

监察机制渐渐崩溃

唐宋时期，无论谏官制度、封驳制度抑或史官制度，都达到比较完备的规模。这反映了君主专制政体的发展，已达到成熟的阶段，具备自我监督的能力。元朝实行一省制，只保留中书省的行政权，完全撤消了审核、封驳的权力，又废除谏官制度，并以御史代谏官之职，作为粉饰。明代以六科给事中兼领规谏的工作，但监督的对象已不是君主，而是六科行政部门本身。虽然，六科给事中也有封驳的职能，但他们官位低微，只有正七品，故此，他们的封驳工作形同庶务执漏一般。清朝也有给事中，但后来君主的诏令，往往以密本的形式，直接由军机处发给各个行政部门及地方督抚，给事中根本无法参与，以至封驳制度仅属空谈。而清朝在仅余的谏议空间里，又大兴文字狱，以至言路更为狭窄了。

纵观从宋代开始，以至元、明、清各朝，中央集权走向君主集权、君主极权，君权过度膨胀，政体逐渐失衡，自我监督机制形同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