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目

士人如何自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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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粉彩鏤空四季花卉萬年甲子轉心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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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玩,舊稱骨董,零雜之義。骨董一詞,最早見於唐代開元年間(公元723—741年)。骨董或古董成為明代和清初普遍的說法。由於古董專供玩賞,清乾隆年間,人們開始稱古董為「古玩」,即古代文玩之簡稱。古董是一個包容較為廣闊的概念,但大致說來,可區別為兩大類,用古玩鋪的行話說,一類為「硬」,一類為「軟」。「硬」者,包括「金石」和古瓷。文人士大夫對古器物的賞玩和收集,應該說是早已有之。西晉張華曾收藏「天下奇秘」、「世所稀有者」,「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倫比」。初唐薛稷亦「好古博雅」。但是,將古器物賞玩自覺納入文人雅趣系統卻始於中唐。從盛唐到中晚唐,儘管只有倏忽百年,但卻跨入了另一個文化天地;把古器物賞玩作為進德、精藝、與古人相見的路徑,更把古董賞玩作為士人雅俗的標示。至此,鐘鼎尊彝、法書名畫成為文人士大夫藝術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內容。

 

「雅俗之分,在於古玩之有無」。然而,在文人士大夫中,即使愛玩古董,還是有更為細緻的雅俗之辯。所謂雅俗,其實並無固定標準,多發之於主觀,明清文人對古玩的雅俗論談自然互有參差。高濂的《燕閒清賞箋》和文震亨的《長物誌》在許多觀點上相左,甚或針鋒相對。但是,基本文化品性的一脈相通,使士人們終歸在古玩品位上具有幾近一致的審美取向,這就是在視覺美感上崇尚「入土年久」、因土氣浸染而產生的古意盎然的色彩;重視器上樸拙的文飾;凡古者、真者為雅,新者、贗者多俗;稀罕少見者為雅,例程普通者為俗;天然、細潤者為雅,粗澀、雕鑿者必俗;純淨、素色為雅,複雜、絢麗者多俗,大筆描金或書金字者必俗。至於雕龍鏤鳳、吉祥圖案則更被定性為俗氣。明人曹昭的《格古要論》浸潤了如上美學傾向。在評論文人賞玩品時,曹昭對樸素、清雅的器用莫不備加嘉賞;對色彩鮮豔、花樣繁多的如青花瓷器與掐絲琺琅器則評為「俗甚」、「但可婦人閨閣中用,非士大夫文房清玩也」。不過,儘管文人士大夫極重古玩真偽、古今、雅俗之辨,並以真者、古者為尚,但對於工匠仿製古器物卻採取一種圓融通達姿態,認為此種情形與文人習畫自臨摹始相似。對於「仿古得其精神」的精製贗品,文人也以為不妨「置之高齋,可足清賞」。這種寬容精神,鼓勵了仿古技術的發展,提高了工藝格調,進而促進了中國古代工藝技術的精密、完美與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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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化鬥彩雞缸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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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愛名花抵死狂」。在中國文人的心目中,對花的情愛難以釋懷。東坡愛花,「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因為愛花,文人中多有被奉為花神者:屈原因「既滋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被奉為蘭花花神;陶淵明首開品菊之風,又留下許多詠菊名句,被奉為菊神。文人愛花,本之於人與自然同源、同類的觀念,他們認為花也有喜怒,花也有夢、醒,花也有心智和良能,花也有感悟和情義。正因如此,他們對花木的觀照中,往往流露出非同一般的情愫,在花木中看到了君子,看到了小人,看到了自己人格化的品格,進而傾心交好,攜之為友,待之如賓。對於那些心懷隱逸之想的文人,泉石花竹更是澄懷觀道、寄寓人格理想的對象。於是,文人與花相親相近,孕育出無以計數的美麗故事和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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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文化看重「五倫」,「五倫」之一是朋友。「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孔子告誡弟子:「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文人將這種人倫關係透射到自然界中,在花中發現了可與他們相通相親的「花友」。蘇軾有著名的「三益之友」說:「梅寒而秀,竹瘦而壽,石醜而文,是為三益之友。」宋人劉黻《蒙川遺稿》有六友詩:「靜友,蘭也;直友,竹也;淨友,蓮也;高友,松也;節友,菊也;清友,梅也。」明代無名氏雜劇《漁樵閒話》稱:「松、竹、梅花,歲寒三友。」其實,花的這些雅號,並非文人一時興起,隨意加封,而是和花的天然氣質和特徵有密切關係。文人以花為友,從中得到道德的感應。「梅令人高,蘭令人幽、菊令人野,蓮令人潔,春梅令人豔,牡丹令人豪,蕉與竹令人韻,秋海棠令人媚,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在與花的同氣相求中,文人物我兩忘,獲得精神上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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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銀燭照紅妝。」(蘇軾《海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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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賞花,多有講究。在情景上追求氛圍的協調。比如賞梅,宋人張鎡在《梅品》一書中,列舉二十六種和賞梅相映襯、烘托的幽境雅物:淡雲、曉日、薄寒、細雨、輕煙等。張鎡認為,只有在這樣的環境中賞梅,才能得到賞梅的真趣,獲得美的享受。明人袁宏道也有關於賞花的專門文章。清人趙學敏對於賞花之擇人有更詳細論述。他說:「凡賞花宜擇人:勿以俗士;勿以喧客;勿以駔儈,勿以猾胥;勿以高陽酒徒使酒罵座;勿以紈褲子弟鹵莽傷枝;勿以勢宦,輿從繽紛,最為可厭;勿以村婦,採摘無狀,尤難提防。宜接雅朋,宜親靜友,煮茗撫琴,分題敲韻;方外或名僧羽客;紅粉則才妓香閨;縉紳必洛下精英;子弟必烏衣妙選。」在他看來,如果是這樣一類人,即使盈廷滿座亦助芬芳。文人關於賞花宜忌的論述與講求,滲透了這一階層獨特的審美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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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曾端伯以荷花為「浮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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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花瓶中插花在中國古代稱為「瓶花」、「瓶供」。插花作為一門藝術,源於佛教的佛前供花。至唐宋時,插花大盛,文人每有吟詠,深為喜愛。明代袁宏道之《瓶史》,不僅對花材的選用、花器的選擇、供養的環境以及插法、品賞等,都有詳盡分析闡述,而且淋漓盡致的體現出插花藝術中滲透的文人情趣。《瓶史》首重取花,以為「取花如取友」。因此,「取之雖近,終不敢濫及凡卉」。其插花取材,「入春為梅,為海棠;夏為牡丹,為芍葯,為石榴;秋為木樨,為蓮,為菊;冬為臘梅」,其原則是「鬥清不鬥奢」,「就使乏花,寧貯竹柏數枝以充之」,也決不濫竽充數。《瓶史》在其他方面也有精到論述,如插花須注意賓主搭配、主次組合等,既體現文人趣味,又「有學問在焉」。袁氏的《瓶史》傳入日本,影響日本的「花道」至深。日本有黎雲齋者,據《瓶史》建插花法,自稱「宏道流」,大行於世。袁宏道的朋友說,袁氏的插花論,雖是小道,實藝術一種。這是中國文人對世界美學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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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谷幽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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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載日期:
2020年05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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