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外戚和宦官專政，政治極其腐敗，社會矛盾日趨激化，終於爆發了席捲全國的黃巾大起義。各路豪強的武裝力量聯合東漢王朝鎮壓了農民起義，在此過程中也壯大了自己的實力，紛紛趁機割據，相互混戰，嚴重破壞了社會生產，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長安洛陽的宮殿被燒毀，千里之內，不見人煙。戰禍、饑荒、瘟疫蔓延到大半個中國，到處是「人相食啖，白骨盈積，殘骸餘肉，臭穢道路」（《晉書‧食貨志》）的慘象。經過十幾年的爭奪兼併，到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戰，才確定了魏、蜀、吳三國鼎立的局面。北方在曹魏集團統治下，實行招撫流亡，設立屯田，恢復生產等措施，社會秩序逐漸安定下來。文人們經歷了大憂患和大災難以後，必然要將他們目擊的戰爭瘡痍和蓄積已久的人生感觸傾瀉出來。建安文學的繁榮，正是社會由分裂動盪趨向穩定的這一特殊歷史時期的結果。

漢代選拔人才注重德行節操，以地方鄉閭的評議為標準，而評議又由宗族鄉里的若干名士主持。於是從東漢初年以來，逐漸形成了所謂「衣冠望族」。他們利用主持清議臧否人物，標榜交遊，互相褒揚，以此求名求仕，一時成風，並結成了與宦官相對抗的政治集團。名士集團在反抗東漢宦官專政中起過積極作用，但他們因趨名而結成朋黨，甚至為求名聲而演成虛偽的道德行為，導致士人為盜竊虛名，一味追求「激勵名行」，弄虛作假，甚至發展到違反本性的地步。例如漢代重孝行，有士人就在父母墓道中居住，守喪二十多年，但後來被查出在墓道裏生了五個兒子，以欺世盜名論罪；又如漢代為了表示舉逸民而天下歸心，屢屢下詔徵隱士，導致相當一部分被徵的隱士「刻情修容」、「純盜虛聲」（《後漢書‧黃瓊傳》）。這樣的取士標準當然不能適應曹魏集團建立新政權的需要。

建安文學的繁榮與人才主要集中在魏國有關。漢末群雄逐鹿的形勢迫使曹魏集團認識到必須廣為延攬人才，重新調整社會關係，才有可能完成統一大業，因而從曹操時開始，就形成了重才輕德的人才標準。所謂「德」，主要指東漢時期流行於士人中間的偽道德。曹操出身於宦官家庭，在政治上本來就與名士集團敵對，在社會地位上又為衣冠望族所不齒。當他征戰創業之時，需要的是能夠揣摩天下之勢，應敵設變，以制一時之勝的人才，而虛偽的道德無補於事。曹操和曹丕父子兩代雖然學術取向不完全相同，但都不重視東漢的儒家經學。所謂「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晉書‧傅玄傳》），說的就是他們的人才標準所導致的士人追求的變化。曹操愛好法家思想，所以天下重視管仲、商鞅、韓非子所代表的法家學派，以及他們主張的循名責實、慎賞明罰的刑名之學。曹丕愛好老莊的通達，天下人便輕視講究節操的儒家思想。這種人才標準對於建安的學術和道德觀念產生了重大影響。曹操努力恢復集權統治時，名門大族干涉政治，又是導致分裂的主要危險。為了抑制名門大族，曹操採用名法之術，強調選拔人才必須名實相副，並四次下令宣佈「治平尚德行，有事尚功能」（《庚申令》），選舉以重才輕德為標準，甚至「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都「勿有所遺」（《舉賢勿拘品行令》）。同時破除朋黨，斥責虛偽，對名士標榜德行的浮誇之風痛加壓制，這就有力地衝擊了東漢以來長期禁錮頭腦的儒家經學和偽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