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外戚和宦官专政，政治极其腐败，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终于爆发了席卷全国的黄巾大起义。各路豪强的武装力量联合东汉王朝镇压了农民起义，在此过程中也壮大了自己的实力，纷纷趁机割据，相互混战，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长安洛阳的宫殿被烧毁，千里之内，不见人烟。战祸、饥荒、瘟疫蔓延到大半个中国，到处是“人相食啖，白骨盈积，残骸余肉，臭秽道路”（《晋书‧食货志》）的惨象。经过十几年的争夺兼并，到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战，才确定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北方在曹魏集团统治下，实行招抚流亡，设立屯田，恢复生产等措施，社会秩序逐渐安定下来。文人们经历了大忧患和大灾难以后，必然要将他们目击的战争疮痍和蓄积已久的人生感触倾泻出来。建安文学的繁荣，正是社会由分裂动荡趋向稳定的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结果。

汉代选拔人才注重德行节操，以地方乡闾的评议为标准，而评议又由宗族乡里的若干名士主持。于是从东汉初年以来，逐渐形成了所谓“衣冠望族”。他们利用主持清议臧否人物，标榜交游，互相褒扬，以此求名求仕，一时成风，并结成了与宦官相对抗的政治集团。名士集团在反抗东汉宦官专政中起过积极作用，但他们因趋名而结成朋党，甚至为求名声而演成虚伪的道德行为，导致士人为盗窃虚名，一味追求“激励名行”，弄虚作假，甚至发展到违反本性的地步。例如汉代重孝行，有士人就在父母墓道中居住，守丧二十多年，但后来被查出在墓道里生了五个儿子，以欺世盗名论罪；又如汉代为了表示举逸民而天下归心，屡屡下诏征隐士，导致相当一部分被征的隐士“刻情修容”、“纯盗虚声”（《后汉书‧黄琼传》）。这样的取士标准当然不能适应曹魏集团建立新政权的需要。

建安文学的繁荣与人才主要集中在魏国有关。汉末群雄逐鹿的形势迫使曹魏集团认识到必须广为延揽人才，重新调整社会关系，才有可能完成统一大业，因而从曹操时开始，就形成了重才轻德的人才标准。所谓“德”，主要指东汉时期流行于士人中间的伪道德。曹操出身于宦官家庭，在政治上本来就与名士集团敌对，在社会地位上又为衣冠望族所不齿。当他征战创业之时，需要的是能够揣摩天下之势，应敌设变，以制一时之胜的人才，而虚伪的道德无补于事。曹操和曹丕父子两代虽然学术取向不完全相同，但都不重视东汉的儒家经学。所谓“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晋书‧傅玄传》），说的就是他们的人才标准所导致的士人追求的变化。曹操爱好法家思想，所以天下重视管仲、商鞅、韩非子所代表的法家学派，以及他们主张的循名责实、慎赏明罚的刑名之学。曹丕爱好老庄的通达，天下人便轻视讲究节操的儒家思想。这种人才标准对于建安的学术和道德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曹操努力恢复集权统治时，名门大族干涉政治，又是导致分裂的主要危险。为了抑制名门大族，曹操采用名法之术，强调选拔人才必须名实相副，并四次下令宣布“治平尚德行，有事尚功能”（《庚申令》），选举以重才轻德为标准，甚至“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都“勿有所遗”（《举贤勿拘品行令》）。同时破除朋党，斥责虚伪，对名士标榜德行的浮夸之风痛加压制，这就有力地冲击了东汉以来长期禁锢头脑的儒家经学和伪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