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與石窟這種藝術形式都淵源於印度，從根本上說，石窟寺在中國的出現便是中印文化相結合的產物。石窟逐步發展的過程與佛教不斷本土化、世俗化的傾向相始終，並與梵僧東來傳法、中國僧侶西去巡禮的互動緊密相連。同時，中外通過商旅馱隊、政治使團乃至戰爭而發生了更密切的接觸，很多關鍵的交通路線及重要的往來事件，都與石窟的營造有直接關係。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們看到石窟藝術在汲取外來靈感的基礎上推陳出新，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包容的胸懷和吸納轉化的能力。

石窟開鑿的地點與創建的早晚，大致也體現了佛教東傳的過程。在一些洞窟中，形象化地描繪了東傳過程中的真實歷史或傳說故事：例如從西漢武帝時張騫出使西域，宣告中外交流的渠道正式開通起始，娓娓道來。又例如在安西榆林窟第3窟的普賢變中，描繪了著名唐僧玄奘師徒往西天取經的情節。

商業利益始終是推動國與國交往的根本動力。中外商旅踏出的絲綢之路、麝香之路（連通羅馬帝國、西亞與西藏的商道），也是溝通民俗、宗教與文化的橋樑。佛教最初僅僅是來華胡商的信仰，他們在聚居之地建寺設像禮拜。石窟寺沿着他們的足跡蔓延開來，可能還起着客棧、憩所的作用。勘查絲路，可從中國西部的古龜茲國（今新疆庫車、拜城地區）、高昌（今新疆吐魯番）進入河西的敦煌、張掖、武威，抵達西安和洛陽，沿線可見密佈着一系列石窟群。華嚴宗法藏大師祖先為康國（今撒馬爾罕）人，祖父時舉族定居長安，龍門石窟就發現了法藏造像龕四處。

在佛教故事中，異國的風土人情讓古時的中國人感到新奇震動，人們也把這份感覺刻寫在石窟之內。舉一個最貼近生活的例子：古人是跪坐在床（一種低矮的坐具）上的，印度和中亞人則有垂足坐在高足凳上的姿勢——接近現代人的坐姿。結果發生了甚麼變化？我們看到中國石窟藝術中佛陀結跏趺坐在床上，而古漢地則逐漸開始採用高足凳了。

佛教進入中國後，對傳統藝術帶來了很大衝擊。古印度人對人形造像中，身體面貌各種莊嚴、微妙的形相儀則，有極其細緻的規定；而對各種形象的描畫，則追求栩栩如生的立體感，這些創作準則，為造像的身姿手勢賦予了象徵性的寓意，對當時的中土藝術來說是非常新鮮的。古時來往於中印之間的僧俗信徒，非常注重隨身攜帶聖像。遺憾的是，這些實物聖像很難與文獻記載有明確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