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第一次鴉片戰爭發生後，清朝統治者尚處於迷惑之中，那麼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則令他們徹底看清形勢。這使他們不得不開始鄭重思考清帝國的出路。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恭親王奕䜣、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接受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學習西方先進的軍事、工業技術，發展近代工業，以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洋務運動在中國蓬勃展開。

與西方交流並向其學習，語言是必不可少的工具。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設立京師同文館，專門教授西方語言，培養精通外語的人才，這也是中國近代最早成立的新式教育機構。同文館的學制分五年和八年兩種，招生對象最初僅限於14歲以下的八旗子弟，因此1862年入學的僅有10人。後逐漸擴大招生範圍，至1879年，已有163名學生在校。除了教授課程，同文館也從事翻譯工作，並於1873年開設印書處。同文館於1900年停辦，1902年併入京師大學堂。

除機械製造，江南製造總局還對晚清的文化發展也有一定影響，這主要體現在傅蘭雅譯書方面。傅蘭雅生於一個蘇格蘭傳教士家庭，自幼對中國興趣濃厚。1861年，傅蘭雅在江南製造總局擔任翻譯期間，工作認真負責，他以傳教般的熱情積極向中國人傳播西方科學技術知識。其著作包括《聲學》、《電學》、《化學鑑原》、《代數術》、《微積溯源》、《決疑數學》等。

嚴復（1854—1921年），中國近代著名思想家、翻譯家。他出身名醫世家，1871年畢業於福建船政學堂。留學期間，嚴復對英國的政治與社會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因而大量涉獵英國社會科學方面的著作。回國後，嚴復先後任北洋水師學堂總辦、《國聞報》和《國聞彙編》創辦人、開平礦務局總辦、京師大學堂附設譯書局總辦、復旦公學校長、北京大學首位校長等。他翻譯了大量英國、法國的社會科學類名著。他於1896至1898年發表了赫胥黎的《天演論》，1901年發表亞當‧斯密的《原富》（即《國富論》），1903年發表斯賓塞的《群學肆言》、甄克思的《社會通栓》、約翰‧密爾的《群己權界論》和《穆勒名學》，1904至1909年發表孟德斯鳩的《法意》。

林紓（1852—1924年），中國近代文學家、翻譯家。林紓的英國文學譯作主要包括：笛福的《魯賓遜漂流記》、沃爾特‧司各特的《撒克遜劫後英雄略》（Ivanhoe，即《艾凡赫》）等。林紓一生共翻譯英國文學小說99種，經他翻譯潤色的譯本較一些英文原著甚至更加優美動人。這些外國文學著作的翻譯和出版，進一步加深了當時中國人對英國等西方國家社會生活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