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资本加快冒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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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资本泛指一个国家在经济领域中官方、外国以外的本国私人资本。一国的民族资本力量越大,其工商业和整体经济力量也越大,且能带动科研、教育等多个范畴同时发展,从而令国家走向富强、人民生活质素提高,近代的欧洲、美国、日本莫不如是。1912年民国成立后,中国尽管内忧外患严重,但经济仍取得有限度发展,民族资本加快冒起。

中国的资本主义在明代后期已萌芽,但未能进一步发展。1842年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大举输入,操纵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其间洋务运动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和民族工商业的起步,但难与外国资本竞争。民初军阀割据,地方军阀不无注意发展辖区内的经济,然而军阀混战却窒碍全国经济建设。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列强无暇东顾,为中国民族资本提供了“短暂的春天”。1914至1919年,新设厂矿达379家(平均每年63家),新投资本8,580万元(平均每年1,430万元),年平均设厂数和投资额均比此前19年间增长一倍以上。1913至1920年,民族资本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54%,民族资本在全国产业资本中的比重,由1913年的16%增至1920年的22%。发展最快的是棉纺织业和面粉工业,制造、矿冶和轮船航运等业也颇有发展,其他如卷烟、火柴、水泥、榨油、造纸、制糖等,均雨后春笋般成长。除了促进经济发展,这时期的中国民族资本,在科研、慈善等不同领域,都有重要贡献。

在北伐统一后的黄金十年(1928-1937),民族资本和民族工商业增长加快。但随后八年全面抗战及四年国共全面内战的灾乱,加上官僚资本主义的桎梏,均使私人民族资本的发展受到阻碍。民族资本受遏,严重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现代工业产值占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1936年仅10.8%,1949年也只占17%,其发展之缓慢疲弱可见一斑。

中国私营民族资本为何发展缓慢?遭受哪些阻遏?

答案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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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荣宗敬、荣德生、荣毅仁。民国时期,祖籍江苏无锡的荣宗敬与弟弟荣德生创办和经营纺织、面粉等多个企业,在民族资本方面极具代表性。荣家的工商企业后来由荣德生之子荣毅仁接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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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私人资本加快转为公有制。1956年,荣毅仁把自己家族的工商企业转交给国家。1978年起,荣毅仁以其企业经营的经验,协助国家推动改革开放。1993年3月至1998年3月,荣毅仁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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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上海光复路创办了福新面粉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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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宗敬、荣德生在上海白利南路(今长宁路)开办的申新纺织公司,成立于1915年,是民国时期中国最大的民营棉纺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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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申新纺织公司进入全盛时期,在国内拥有9个纺织厂,总计纱锭46万枚,布机4,757台,职工逾3万人;1932年,实际自有资本达1,800万元,资产总值6,4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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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纺织公司,由华侨郭乐于1922年在上海创办,其规模仅次于申新纺织公司。郭乐也是香港永安百货公司、上海永安百货公司的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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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民国企业家刘鸿生,创办、经营多项实业,有“煤炭大王”、“火柴大王”、“水泥大王”、“企业大王”等称誉;右图:上海水泥公司,1920年由刘鸿生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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榨油业和制糖业在民国时期有显著发展,图为江苏无锡恒德油厂内的榨油工人在生产以及上海大成制糖厂的柠檬糖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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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德油厂由浦文汀始创于1918年,1930年代发展成关内(即当时遭日本占领的东北以外地区)的第一大油厂。大成制糖厂由江义彬在1927年创立,首创花色糖果,发明国产冰糖。除了经营实业,民国企业家多有支持慈善事业,如江义彬曾为上海救济难民儿童教养院发起人暨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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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化工实业家范旭东,被誉为“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右图:1914年9月,范旭东在天津塘沽创立久大精盐公司,设有中国第一座精盐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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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中国第一个生产合成氨联合企业──永利制碱公司,图为该公司的碱厂实验室;右图:中国第一所私立化工研究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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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范旭东旗下的化学工业,有“永久黄”之称,“永”即创办于1918年的永利制碱公司、“久”即创办于1914年的久大精盐公司、“黄”即创办于1922年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久大精盐公司创办最早,为往后成立的永利制碱公司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提供了雄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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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是民国时期重要工业,图为位于福州的福建造纸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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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陈希庆成立福建造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福建造纸厂”,1932年正式投产,当时全厂聘用180余名工人,造纸日产量约3吨,是福州最大工厂。随着产量增加和品质改善,在全面抗战爆发前,该厂的产品行销天津、上海、杭州、广州、潮州等地,还出口到东南亚。其后因对日抗战、国共内战而一再停产。遭受战争威胁,是民国时期企业家共同面对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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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企业家多怀实业报国之心,在关键时刻甚至不惜牺牲家业以救国,山东青岛市航运企业家、长记轮船公司创办人贺仁菴为其中之一。1948年国民政府向贺仁菴嘉奖,表扬他对抗战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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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记轮船公司又称“长记轮船行”,由贺仁菴始创于1925年,曾击败日本的航运公司,从日资手上夺回华北的航权。1937年,该公司拥有大小船只20余艘,在天津、上海等多个港口城市设立分部及仓库,于华北地区经营多条航线,贺仁菴因而获“华北船王”美誉。1937年“卢沟桥事变”起,全面抗战爆发,贺仁菴响应国民政府号召,将长记轮船公司的7艘大船凿沉,以堵塞山东的胶州湾航道,阻止日舰进犯,让军政人员得以撤离,然而公司业务自此完全停顿,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逐渐恢复。1948年5月,中华民国交通部长俞大维,对抗日有功的贺仁菴颁发奖章奖状,奖状内容为:“查青岛长记轮船公司总经理贺仁菴,在抗战期间从事航业,功绩昭著,合依本部奖章奖状规则,给予壹等贰级奖章以示鼓励。此照,右给贺仁菴收执。”贺仁菴的女儿贺郁芬后来忆述:“这是一份付出沉重代价的奖励,也是父亲几乎为之付出所有身家财产的回报,其中的辛酸,实非言语所能形容。”

中国私人民族资本为何发展缓慢?遭受哪些阻遏?

世界近代史上,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能否发展成熟、国家能否走向富强、人民生活能否改善,不受官方和外国干预的本国私人民族资本担当了关键角色。近代的欧洲诸国、美国、日本,皆在国内发展出强大的私人民族资本,形成了成熟的资本主义体制,此为中国所缺乏。

私人民族资本以至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首先是受到专制皇权与地主势力所桎梏。十五世纪初,西欧开始经由文艺复兴而发展至地理探险,逐步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其后的工业革命更让西方发展出强大的私人资本和成熟的资本主义体制。

反观中国,相比地理大发现至少早半个世纪的明初郑和七下西洋,只是用宝船载回奇珍异宝供帝皇享受,进一步巩固专制统治。中国在明代中期,江南、沿海一带商业、手工业繁荣,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明代后期《金瓶梅》、《喻世明言》等小说所叙都市繁华虽多以宋代为背景,实质以明代社会生活为范本。然而明末清初战火连连、政权更迭,尤其“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几场屠杀,令江南等富饶地区遭受严重破坏。清代前期虽有康、雍、乾盛世,但皇权进一步膨胀、国家进一步封闭,由地主垄断土地、农民向地主租地耕种的传统小农生产模式进一步巩固,资本主义无从发展。

随着传统王朝步入中衰,中国在清代后期沦为列强宰制下的次殖民地,经济上受外国资本操控,加上清政府长期不愿彻底改革,故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清末新政虽令私人民族资本有所发展,但举步维艰。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北伐一统曾为中国的民族资本迎来短暂的黄金时期,可惜后来全面抗战、抗战后官僚资本加速横行、国共全面内战,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举实行公有制,都令中国的私人民族资本无法壮大。中国的私人民族资本长期受遏,是近代中国长期积弱不振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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