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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人进入亚洲后,不仅积极开拓和控制亚洲的贸易,同时亦在这片土地上传播天主教。1546年(嘉靖二十五年),耶稣会士(Jesuits)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来到远东,先后计划在日本和中国开展传教。尽管沙勿略于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病逝于上川岛,但传教士跟随商船来到中国,其后亦随之进驻澳门。

葡萄牙人在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入居澳门后,耶稣会士不久便兴建教堂,包括圣安多尼堂(花王堂)、圣老楞佐堂(风顺堂)和圣拉匝禄堂(望德堂)。除了耶稣会之外,方济各会、圣奥斯丁会和道明会也先后进驻澳门,并兴建自身的修道院和教堂。1576年(万历四年),罗马教廷颁令成立澳门教区,负责管理中国、日本、越南等地的事务,确立了澳门作为远东地区的传教基地。

明朝尽管限制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但仍允许传教士进入北京,包括利玛窦(Matteo Ricci)、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等。在清初,朝廷对天主教也抱着包融态度,但“礼仪之争”使清廷与罗马教廷之间出现严重分歧,而在雍正和乾隆年间,朝廷开始实施禁教。

十九世纪基督新教团体也开展在中国和东南亚传教。1807年(清嘉庆十二年),伦敦传道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来到澳门,标志着基督新教在澳门及中国传教的开端。

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教士采取甚么方式向中国人传教?

答案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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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方济.沙勿略是耶稣会创会成员之一,在1541年(嘉靖二十年)随葡萄牙船只来到亚洲,1549年(嘉靖二十八年)抵达日本传教,但发现日本深受中国的影响,因而计划转往中国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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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在1534年由圣依纳爵.罗耀拉(San Ignacio de Loyola)、圣方济.沙勿略等人创立,希望从内部改革教会,以对抗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浪潮。1540年,罗马教廷认可耶稣会为天主教修会,而修会不仅在欧洲发展,也面向葡萄牙人新发现的亚洲。1541年,沙勿略跟随葡萄牙人的船队,先后在印度、中国和日本等地传教。在沙勿略逝世后,其他耶稣会士也随着在中国开展传教工作,而澳门是他们在中国早期的传教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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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川岛的圣方济各.沙勿略墓园。沙勿略在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登上上川岛,打算偷入中国传教,但不幸在岛上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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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门署理主教贾尼劳(D. Belchior Carniero Leitão 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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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尼劳在1565年(嘉靖四十四年)应罗马教廷的请求,前往澳门管理教务,他在1568年(隆庆二年)抵达澳门。来到澳门后,贾尼劳成立“仁慈堂”(Santa Casa da Misericórdia),负责慈善救济工作;其后又成立医院(圣辣菲医院)及痲疯病院,以照顾和治疗病人。除了开创澳门的慈善事业,贾尼劳也调停葡萄牙人与西班牙宗教团体的紧张关系。在1576年(万历四年)澳门教区成立后,贾尼劳以署理主教的身份处理澳门、中国及日本的教务,直到1581年(万历九年)辞去教务,在两年后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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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安多尼堂及三巴寺僧图。耶稣会是最早进入中国传教的天主教团体,并在澳门开埠不久兴建圣安多尼堂(花王堂)、圣老楞佐堂(风顺堂)和圣拉匝禄堂(望德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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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远东观察员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及被大火烧毁前的圣保禄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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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远东观察员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在1578年(万历六年)抵达澳门,并且主管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和日本的传教工作。他也在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创立圣保禄学院,为远东第一所西式高等教育机构。

在十六世纪时,澳门不仅是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基地,也与日本的传教工作有重要联系。自沙勿略在1549年抵达日本后,天主教迅速传播起来,一些大名(大领主)如大村纯忠、大友宗麟等信教,甚至组织使团(天正遣欧少年使节)到访欧洲。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范礼安计划在澳门开办一所神学院,培训日本修士,而它正是圣保禄神学院。多位日本修士在澳门受训后归国,以神职人员的身份在日本从事传教工作。然而,日本在1587年起多次发布禁止天主教的命令,不少传教士因而殉道,也有一些教徒逃往澳门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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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9年(万历七年),西班牙方济各会士进入广州传教不果后被驱逐到澳门,翌年在澳门建立方济各修道院(华人称为“噶斯囒庙”),但修道院在十九世纪中叶被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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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定会士于1591年(万历十九年)在澳门建立圣奥斯定堂,由于教堂初期以棕榈树叶作顶,风吹时看似龙须飘飘,故被称为龙须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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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道明会于1591年(万历十九年)在澳门建立玫瑰堂,而“板樟庙”一名源于教堂早期以木板搭建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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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与其他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时,对中国习俗保持宽容态度,信徒能继续祭天、祭祖和祭孔等仪式,这被称为“利玛窦规矩”。然而,罗马教廷其后宣称中国教徒的崇拜有违天主教教义,并派遣特使铎罗(Charles-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到中国宣布禁令,结果引起清朝与罗马教廷的政治冲突,即“中国礼仪之争”。尽管清朝并未驱逐宫廷内的传教士,但在雍正和乾隆年间执行禁教令,甚至在1747年(乾隆十二年)查封被指向华人传教的“唐人寺”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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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若瑟圣堂,位于圣若瑟修院内。耶稣会在1728年(雍正六年)取得土地,其后建立院舍和修院,培训赴中国和东南亚的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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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礼逊在1807年(嘉庆十二年)抵达澳门,标志着基督新教在中国传教的开端,而他主要着手翻译工作,包括汉译《圣经》、《华英词典》及其他传教小册子。

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教士采取甚么方式向中国人传教?

耶稣会远东观察员范礼安在1578年(万历六年)抵达澳门后,要求传教士学习中国语言和风俗,用汉语向中国人讲述天主教义。当利玛窦和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在1583年(万历十一年)进入广东传教时,他们初时以僧人自居传教,但其后发现僧人地位低微,于是换上儒士的服装,与官员和士人交流,并利用西方知识和科技来吸引他们的注意。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在万历皇帝的允许下,开始长居北京,并开展传教工作,部分官员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成为早期的天主教徒。

本专题主要图片来源:澳门遗产学会副理事长劳加裕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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