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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有相同的大背景,但引发点及内涵、历程则略有不同。五四运动的导火线是民初外交的失败,具体表现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处理“山东问题”袒护日本、对华不公。甲午战争后,日本从未停止亡华计划。1914年8月,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对德宣战,出兵占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势力范围,意欲承继其山东权益。1915年2月,日本向北洋政府提出五号共计二十一个条款,简称“二十一条”,要把中国完全置于其宰制之下。5月9日,袁世凯政府对外宣布接受二十一条的一至四号部分要求,举国哗然,此日被视为“国耻日”。1918年9月,段祺瑞政府也对出让山东权益予日本表示“欣然同意”。一战结束,中国以战胜国身份参加1919年的巴黎和会,提出收回山东利权及取消日本强加的“二十一条”,却遭拒绝,列强更将德国在中国山东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举国激愤,遂成五四运动之导火线。

日本在山东问题上的野心昭然若揭,为何北洋政府会同意日本的要求?

答案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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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7年北洋政府宣布中国加入以法、英、美为首的协约国,向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宣战。中国虽未直接派兵参战,但派出数以万计华工到欧洲作后勤支援,对协约国最终获胜作出不可忽视的贡献。图为一战华工将石块粉碎并装运以用来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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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28日,中国北洋政府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在北京故宫太和殿举行中外军队阅兵仪式,大总统徐世昌发表讲话。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战胜,中国亦居战胜国之列,朝野欣喜,认为可借此收回德国在华尤其是山东的权益、提升国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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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会场。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战后和平会议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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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成员,左起:陆征祥(团长)、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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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中国代表中,三十一岁的驻美公使顾维钧最年轻,大总统徐世昌对他甚为赏识,将他排在第二位。顾维钧在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历任外交总长、内阁总理、外交部长、大使。他曾代表中国出席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等重大国际会议,纵横外交界数十年,获公认为近代中国最出色的外交家之一,甚至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外型俊朗,有将其与汪精卫、梅兰芳合称“民国三大美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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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派出庞大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1914年8月,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出兵夺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势力范围,战后在巴黎和会上力图承继德国在华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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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为巴黎和会三巨头,左起:法国总理克理蒙梭(Georges  Clemenceau)、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英国首相劳埃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右图是克理蒙梭在会上发言。巴黎和会共二十七国参加,但实际上由少数大国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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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的多国代表合照,后排右四为顾维钧。巴黎和会上,中国提出取消“二十一条”及收回山东权益,其间顾维钧据理力争,令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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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认为“二十一条”无关一战善后问题,不列入议程,而山东因曾是德国势力范围,故同意讨论。1919年1月28日,中国获邀出席由英、法、美、日、意五大国参加的重要会议。会上顾维钧没用讲稿,即席发言:承认中国的确在1915年和1918年签订协定,许诺日本将得到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但中国当时是被迫的,因此不应该履行;无论如何,任何有关德国所有权的问题都必须由和会解决;按大会所接受的民族自决和领土主权完整等威尔逊的原则,中国有权要求收回山东权益。顾维钧有理有节、不亢不卑、风采出众,深受美欧领袖和西方舆论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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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为巴黎和会日本主要代表,前排左起:牧野伸显、西园寺公望(首席全权代表)、珍田舍己。右图为时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原敬。日本代表在巴黎和会上与中国代表针锋相对,甚至要胁退出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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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与会者步离会场。西方强国为顾及自身利益,最终倒向日本。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作出最后裁决,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让给日本。中国在山东问题上的外交全盘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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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 1st Earl of Balfour);右图:1919年5月2日北京《晨报》。1919年5月1日,贝尔福向中国代表通告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决定。次日,《晨报》刊登了《外交警报 敬告国民》一文,证实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中国民情激愤,一场大规模的爱国运动,蓄势待发。

日本在山东问题上的野心昭然若揭,为何北洋政府会同意日本的要求?

日本在民初继续侵华,除出兵占领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外,也具体表现在“二十一条”。该约共分为五号:第一号,关乎日本接收山东省内旧德国权利;第二号,要求将日本在关东租借地、南满铁路、安奉和吉长铁路的权益再展期九十九年;第三号,要求日本独占汉阳、大冶、萍乡的煤铁事业;第四号,要求中国不将沿海口岸和岛屿割让他国;第五号,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人担任军事和财政顾问,中国警察由中日合办或聘用日本顾问,中国军队所需的军械器材由日华合办的军械厂供应或向日本采购,湖南、湖北、浙江、江西、福建等省铁路建造权利交与日本,承认日本在中国各地医院、寺院、学校的土地所有权,并承认日本的“布教权”。当时在日本强大军事、政治压力下,袁世凯政府先是采取敷衍、拖延的策略以对,但又考虑到日后独裁、称帝需要支援,未敢贸然拒绝。不过慑于民意强烈反对,只敢宣布接受“二十一条”的一至四号部分要求,拒绝第五号。后来段祺瑞政府也为求向日借款以巩固自己的势力而同意日本要求。以上举动都是为私利而出卖国家权益。

本专题主要图片来源:FOTOE(图1、2、3、10)、视觉中国(图6、7、9)、其他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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