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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五四爱国运动虽结束,但新文化运动却继续深入开展,令全社会思想文化的面貌焕然一新。新文化运动的总体指导思想是民主与科学;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则倡导文学革命以支持;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学术上推行“相容并包,百家争鸣”的方针;鲁迅创作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罗家伦、傅斯年等学生创办《新潮》月刊;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当时有“全盘西化”论,而梁启超则主张保留传统文化的精华。在新派知识份子“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却坚持维护和发扬儒学的优秀传统,开创第一代新儒学。到了后期,胡适等也转为整理国故,顾颉刚的疑古派又引起古史大辩论。这是一个犹如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代 。

或以“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而认为新文化运动过于偏激,须加否定。此论是否公允?

答案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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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治校方针,令北大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学生结社日多。图为北大新潮社部分成员合影,后排左一为罗家伦,五四运动的“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口号即由其提出。他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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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期间鼓吹新思想文化的白话文刊物如雨后春笋,当中罗家伦、傅斯年等编撰的《新潮》影响力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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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虞及其著作《吴虞文录》。吴虞曾在北京大学任教,并在《新青年》撰文抨击旧礼教和儒家学说。胡适为《吴虞文录》作序,有“打孔家店”之语,后被广传为“打倒孔家店”,成为五四时期的重要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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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及陈独秀分别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在文学革新的思潮下,白话文运动兴起,以白话文创作的文学作品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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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亦称语体文。民初,陈独秀、胡适等认为传统文言文不利表情达意、有碍社会进步,于是鼓励“我手写我口”,提倡以近口语的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形成白话文运动。五四运动后,全国掀起一片反传统、求革新的呼声,白话文运动急速壮大。不久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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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白话小说甚能触动人心。鲁迅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和1921至1922年创作《阿Q正传》,甫面世即引起轰动,影响力持续至今。图为2011年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上《狂人日记》中礼教吃人一幕以及1958年电影《阿Q正传》的宣传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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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分别批判传统礼教和鞭挞民族劣根性,与之相关的电影、电视剧、舞台剧、学术研究甚多。阿Q的自我安慰和精神胜利法,更成现代中文的常用语“阿Q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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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小说,其他白话文新文学也大有发展,涌现大批出色作家,包括上图四位,左起:朱自清、冰心、曹禺、徐志摩。他们在散文、儿童文学、戏剧、新诗诸方面卓有成就,许多作品今天仍是学生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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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的新派年轻女性及1920年出版的《妇女评论》第一卷第四期。妇女解放运动伴随五四运动兴起,越来越多新派年轻女性穿宽袖短衫、蓄短发、扩阔社交,提倡女权的刊物也吸引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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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质疑传统,这种风气亦影响到史学,产生疑古派,曾掀起古史大辩论。图为疑古派代表人物顾颉刚及其参与编著的《古史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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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儒批孔的潮流下,部分知识分子反对全盘西化,认为不能彻底否定自身文化,应继承和弘扬儒学优秀的一面。图为近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左起: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他们被誉为“新儒学三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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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撰《庶民的胜利》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五四爱国运动令部分知识分子意识到社会的力量以及与工农结合的必要,转向共产主义,影响极为深远。

或以“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而认为新文化运动过于偏激,须加否定。此论是否公允?

历史上出现任何影响较大的运动或潮流,都有其背景和必然性,不可随意否定或肯定,而须区别其主流与倾向再具体分析。新文化运动产生于民国初年,当时旧制度刚推翻,但复辟思潮及行径络绎不绝。民众在失望之余必然会归咎于传统旧文化。儒学的忠君理论千百年来被统治者所利用,其“三从”、“四德”也长期桎梏了中国社会,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皆以“尊孔”为先,自然成为众矢之的。鉴于中国传统之顽固,一些新进知识分子遂急欲以西化来改变中国。但传统文化毕竟是民族之根,主张全面否定儒学及全盘西化确是新文化运动矫枉过正的缺点。但其主流是呼唤民主与科学,此乃中国社会进步最缺的良药,迄今依然如是。是故,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功绩不可随意贬低。

本专题主要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图1、5、6)、FOTOE(图2、3、4、5、7、10)、其他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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