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士无双——于敏

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理论研究少不了他,提升中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和增强国防实力的功劳离不开他,而他的名字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被解密公开,他是“两弹一星”元勋于敏。

1965年11月的一天,身在北京的核物理学家邓稼先接到了一个从上海打来的电话,电话的内容耐人寻味:“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

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

“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

“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第二天,邓稼先赶到上海,但他并没有去看甚么松鼠标本,而是听取了氢弹研究小组的报告,报告的内容是研究小组已经突破了氢弹研制的关键技术,这对两年后氢弹的爆炸成功起了关键作用。

实际上,研制氢弹属于国家的最高机密,邓稼先接到的这通电话都使用了暗语。打电话的人正是研究小组的负责人,后来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的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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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来源: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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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土专家”

1926年,于敏出生于天津。当时的中国正值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所以于敏的青少年是在战乱中度过的。在那段兵火轰隆的日子里,于敏性喜安静,喜欢读唐诗宋词和历史演义。他崇拜诸葛亮运筹帷幄、决战千里之外的智慧,向往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倾慕岳飞和杨家将的精忠报国以及文天祥的威武不屈和凛然正气。为国纾困、重振山河的志气也从那时起埋在了他的心底。

1945年于敏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1949年他从北大物理系毕业,又考取了物理学家张宗燧的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他被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看中,调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开始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五十年代的新中国百废待兴,而在国际上还面临着美国为首西方国家的武力威胁和核讹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果断提出中国也要拥有自己的核武器。当时,于敏对原子核理论的研究在国内可说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经过几年时间,他所带领的研究小组撰写了国内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他所写的多篇论文也站在了这一领域的国际前沿。彭桓武曾说:“原子核理论是于敏自己在国内搞的,他是开创性的,是出类拔萃的人,是国际一流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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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 Truman)和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曾在韩战(朝鲜战争)期间威胁使用核武器。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一江山岛战役中获胜,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亦公开表示,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争,美国准备使用战术核武器。

1957年,以朝永振一朗(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他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与当时研制核武器的大多数同仁不同,于敏不曾出国留学或进修。所以日本访华团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

对此,于敏也有些许遗憾。“如果生在现在,重新上大学,我当然会留学。”他说,“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广阔视野,但留学后须“回国再给国家做点事儿”,而且“不要到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氢弹之父”

1960年12月,中央作出部署,在集中突破原子弹研究制造的同时,先行一步对氢弹作理论探索。1961年1月的某一天,于敏被叫到了钱三强的办公室。钱三强告诉他,经上级批准,决定让他作为副组长领导“轻核理论组”,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于敏感到很突然,甚至有些不解。他内向沉默,喜欢做基础理论研究,不喜欢搞应用研究,自认为不适宜从事研制氢弹这种大系统科学工程。而且,这也意味着他要中止已颇有成果的原子核理论研究方向。

不过,于敏没有犹豫,他忘不了童年战乱频仍带给他的惨痛记忆。“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于敏后来这样说。

当时科研人员只知道氢弹的爆炸当量是原子弹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但具体怎么造谁也不知道。于敏为此承受着巨大压力,同事回忆那时的于敏最常见的表情便是眉头紧锁。

而于敏领导的整个科研团队中,一直保持着平等自由的研究氛围。谁有想法都可以上台发言,于敏总会认真听取,并记下要点。大家在讨论中提出了不止一种氢弹研制的思路,为此需要借用当时位于上海的国内唯一一部运算速度达每秒5万次的计算机来验证。当时计算机的运算结果是印在长长的纸带上,于敏每天都半蹲在地上,查看各种密密麻麻的验算数据。

在上海的近百个日夜,于敏不断总结反思,最终形成了一整套氢弹制造的原理模型,并用计算机验证。当结果最终出炉,大家都欢呼雀跃。消息报告给邓稼先,他第二天就飞抵上海,兴奋地请大家吃了一顿螃蟹。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最终的测试结果与于敏的理论预估基本一致。在试验现场的他此时才算松了一口气。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罗布泊沙漠腹地上空爆炸成功,这朵巨大的蘑菇云标志着中国核武器发展进入了新阶段。而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中国仅用了两年八个月,速度为世界之最,远超美、苏、英、法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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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实验成功(来源: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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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别人送来的“氢弹之父”称呼,于敏并不接受。他说:“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未雨绸缪

氢弹研制成功后,于敏接着对氢弹的小型化、提高比威力和核武器生存能力、降低过早“点火”机率等作了优化设计,将其定型为中国第一代核武器装备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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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威力,亦称“比当量”,是指核弹头威力与核弹头重量的比值。同等威力的核弹头,重量越轻,比威力越大,小型化水平越高,是核武器的重要参数之一。

八十年代,于敏对世界核武器发展趋势作了分析,他认为美国核武器的设计水平已接近极限,再继续核试验也不会有很大提高。为此美国很可能会加快核裁军谈判进程,全面禁止核试验,以保持自己的武器优势。而中国才刚刚开始进行新一代核武器的试验,如果此时被迫停止,核武器事业可能功亏一篑。

于敏向邓稼先表达了自己的忧虑,邓稼先也有同感。1986年,于敏与邓稼先共同向中央递交报告,希望加快核试验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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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元勋”邓稼先(来源: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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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果然如于敏所料。1992年,美国提出进行全面禁止核试验的谈判。1996年,全面禁核试条约签署。这十年间,中国核武器的发展基本按照于敏、邓稼先的建议书方向进行,研制成功了大幅度、小型化、高比威力的战略核武器,掌握了中子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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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子弹是一种以高能中子辐射为主要杀伤力的低质量战术氢弹,目的是杀伤敌方人员,对建筑物和设施破坏相对较少,是一种具有核武威力而又可用的战术武器。

直至九十年代,于敏和他在中国核科技发展进程中的贡献才被解密,他的夫人此时才恍然:“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1999年,于敏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5年,他还获得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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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的核导弹部队(来源: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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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于敏过上了平静的生活,他一直保持着听京剧、阅读古典文学的爱好,《三国演义》仍然是他长期放在床头的一本书。“两表酬三顾,一对足千秋”,忠心报国的诸葛亮始终是他心里最敬佩的人。

2019年1月16日,于敏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同年9月17日,于敏被授予“共和国勋章”,是唯一一位已经逝世的获得者。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尽管于敏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默默无闻,但他的一片赤子丹心和对国防科技的献力献策,足以让无数人感念。

 

 

参考资料:

《大家-核物理学家 于敏》 CCTV科教频道 2016/10/26

《“两弹一星”功勋于敏:踏踏实实地做一个“无名英雄”》 解放军报 2019/4/12

《于敏往事:子女儿时对其唯一记忆就是“忙”》 光明日报 2015/1/10

上载日期:
2020年0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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