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疫情令湖北省遭到重创。危急时刻，来自全国各省市的300多支医疗队驰援湖北，与当地的医务人员一起并肩作战，为有效控制疫情作出了重大贡献。这种横向资源转移和互助协作援助的方式叫做对口支援，它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政策模式，并在区域均衡发展以及灾难应急等公共问题的解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突如其来的疫情，对未知病毒的恐慌，此起彼伏的谣言和抢购……庚子年的春节，必将作为一段难忘又特殊的经历留在人们记忆当中。最早爆发疫情的湖北省遭到重创，新冠病毒的高传染性令其很快成为疫情最严重地区，医疗资源无法满足需求，情况一度十分危急。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2月7日，国家卫健委宣布建立16个省支援武汉以外地市的一一对口支援关系，以“一省包一市”的方式，全力支持湖北省加强对患者的救治工作。在此之前，已有来自全国13个省市的30多支医疗队支援武汉各医院。根据卫健委的数字，截至3月8日，全国已有346支医疗队抵达武汉和湖北，与当地的医务人员一起并肩作战，为有效控制疫情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中国，这种在上一级政府的统筹协调下进行横向资源转移和互助协作援助的方式有一个特殊的名称，叫做对口支援。它不是什么新事物，而是自建国起逐步萌芽并发展完善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源自战争时期的军队对地方、地方对地方的支援和帮扶作为一项传统延续了下来。特别是每逢春耕秋收或者发生旱涝灾情，城市都会派各部门帮忙。50年代华北、湖南等地遭受旱涝灾后，省份间的跨地域支援开始出现。对灾区“一帮一”的方法在城乡、厂社、灾区和非灾区间得到了初步应用。1960年3月20日，《山西日报》发表社论充分肯定山西经纬纺织机械厂对口支援曙光公社的举措，首次提出了对口支援的概念。
出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安全形势等方面的考虑，省际间较大范围的协作支援工作自50年代中期开始铺开，这主要体现为上海、天津等东部沿海地区对陕西、新疆、内蒙等西部和边疆地区的援助。1955年12月，中央从北京（9名）和新疆（45名）分别抽调了援藏干部进藏工作。这是各省市干部援藏的开端，也是“兄弟”省市对口援藏的开始。1962年，农垦部部长王震和上海市政府号召上海知识青年支援新疆建设，为新疆的开发建设提供了大量人才。
在“全国一盘棋”思想指导下，中央政府依靠计划经济体制对各种资源进行全国性调配。这一阶段，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全国性对口支援的政策，但一些城乡间、地区间的支援协作已形成一定规模和延续性，并具备了现行对口支援政策的一些特点。
如1960年山东省遭受严重荒灾，江浙闽赣皖沪五省一市调运大批罐头食品、药品以及鞋袜、棉布等物资支援灾区，江苏、福建等省还成立了专门机构支援灾区生产救灾。这些经验无不为对口支援政策的正式提出奠定了基础。
对口支援正式成为国家区域平衡发展的政策工具，始于1979年的全国边防工作会议。针对边境地区多为经济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现状，会议确定了东部经济发达的省对口支援5个自治区和几个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省的具体方案。这标志着对口支援首次以国家政策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此后，中央又根据实施情况进行了多次补充和调整，令其更加完善。
东部经济发达省市普遍专门成立了支边工作机构，并通过任务形式把对口范围从省市对省市拓展为地市对地市。例如，江苏和广西互相确定的对口支援城市为：南京支援南宁，无锡支援柳州、北海……
针对民族地区多与边疆地区、连片贫困地区重叠且基建、医疗乃至生活水平较低的问题，90年代初“八五”计划纲要提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要采取多种形式帮助经济较不发达的地区，加快它们经济的发展，逐步实现共同繁荣和富裕。”
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全面铺开，支援的领域从经济发展扩展到社会发展，从工农业向人才、科技、文教卫生、商业服务等领域辐射。对口支援成为促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这样，对口支援政策在市场经济的新历史条件下成为长期性、经常性的工作。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对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展对口支援的同时，省内不同地区、同行业之间以及上级机关与县乡定点挂钩等其他形式的对口支援也开始兴起。全国各个地区的各种支援形式和支援内容不断拓展，相互交错，形成了一个网状的支援格局，成为多领域、多层次、多形式、多内容的帮扶。
199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后，对口支援更是成为其重要内容之一。不同省份间的对口帮扶关系逐步确立，支援工作不断深化。援助内容从注重财政资金的输血型项目援助向注重促进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造血型援助转变。
进入新世纪后，对口支援制度成为中央政府应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措施。与此同时，对口支援灾区的政策也在实践中日渐得到巩固。
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对口支援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紧急启用，并在规模、内容、机制、投入和时间上有了新的飞跃。2009年H1N1甲型流感发生后对口支援政策的实施，标志该政策已拓展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领域。对口支援逐步成为一种常态化的资源统筹措施和跨区域救助合作机制。
对口支援从支援主体来看，可以分为省市支援、部委支援、企业支援等；而支援的对象主要是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灾害地区以及资源枯竭地区等欠发达地区。它涉及农牧业、科技、教育、卫生、扶贫、商业服务、招商引资等诸多领域，支援内容也从基础设施、民生工程延伸至人才、管理、品牌等。但简单来说，对口支援大致可分为常规性和应急性两种。
常规性对口支援包括了自建国起以援藏援疆为主的对边疆、民族地区以及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援助，涉及基础设施、民生工业、教育卫生等众多领域，并已成为沿海各省的经常性工作。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对口支援是历史最悠久、涵盖面最大、支援方最多、支援时间最长的政策模式。
以教育为例。早在1954年，中央就选派了首批1,500名援藏教师进藏工作。80年代中期，国家多次从内地选派大学、中学教师到西藏、青海、新疆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支援当地发展教育事业。2001年，教育部指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3所东部高校为支援高校，采取“一对一”的方式，对西部13所高校实施支援和全方位的合作。截至2011年底，支援高校已从13所扩大至94所，受援高校从13所增至67所。
常规性对口支援对于帮助落后地区发展、缩小地区差距起了重要的作用。与之相对的应急性对口支援则主要针对突发情况，多用于重大自然灾害或公共卫生事件。针对大型工程的对口支援因其阶段性也可归为此类。例如三峡工程移民安置工作就得到22个省市、29个中央部委的对口支援。
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特大地震，是新中国经历的破坏性最强的一次地震，灾后重建任务艰巨。中央特别制定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举全国之力支援灾区，要求北京等东部和中部19个省市按“一省帮一重灾县”原则，对口支援灾区县市重建。具体支援的内容和方式多种多样：
2009年H1N1甲型流感疫情在墨西哥、美国爆发后，我国甲流重症和危重病例持续增加。为统筹东西部医疗救治资源，卫生部建立了甲流医疗救治省际对口支援机制，为重症病例提供技术支持。
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是近年发生的一起严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次，驰援湖北的各地医疗队再次显示了中华儿女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美德和勠力同心、同舟共济的决心。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目前内地疫情已经基本受控。特别是湖北省已多日没有新增病例，治愈人数不断增多，这也得益于对口支援机制的作用，体现了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
几十年来，对口支援作为独具中国特色的横向资源转移和区域合作机制，在推动地区协调发展和解决欠发达地区贫困问题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各省市在医疗、教育通信、交通、农牧业等方面的大量对口支持，为欠发达地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与此同时，对口支援在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也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成为当代社会解决错综复杂的公共问题的有效的互助合作和跨界治理机制，也为人类社会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提供了中国方案。
参考资料：
《对口支援：起源、形成及其演化》 钟开斌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13年第4期
《中国特色对口支援模式研究》 赵明刚 社会主义研究 2011年第2期
《对口支援灾区：起源与形成》 钟开斌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1年第6期
《对口支援：解决欠发达地区贫困问题的“中国方案” 》 向春玲 中国网 2016/10/9
《与子同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口支援》中国历史研究院 2020/2/11
《对口支援与当代中国的平衡发展》 曾水英 范京京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9年第6期
《中国大陆“对口支援”政策：以藏区为例之评析》 杨开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