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虽然具体针对的区域不同、策略不同，但它们无不是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之一。为甚么要推出这些战略？这与中国的国情有关。

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这些说法关心时事的人想必早已耳熟能详。近年来，京津冀协同、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长三角一体化等概念也屡见不鲜。虽然具体针对的区域不同、策略不同，但它们无不是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之一。为甚么要推出这些战略？这与中国的国情有关。

众所周知，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自古以来不同区域在自然资源、地理环境、文化习俗乃至经济发展上都存在着巨大差距，统筹区域发展一直都是个难题。为了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共同发展，新中国自成立以来根据实际情况和发展的需要，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区域发展战略，经历了从低水平均衡发展到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再到协调发展的过程。这三个阶段既一脉相承又各有侧重，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对推动经济整体持续稳定增长、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两次西进打基础

建国初期，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极度不均衡。根据学者的研究，当时全国70%以上的工业集中在面积仅占全国国土11.3%的东部沿海地区，而占国土面积68%的西北、西南和内蒙古的工业仅占全国的9%。为了解决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地方发展不平衡问题，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央就提出要处理好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发展关系，并采取了均衡发展的战略。

计划经济时期，区域经济发展主要靠国家重工业发展战略推动，并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西进”：

为了扭转工业分布畸形的局面，中央先是将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主要配置到东北和中西部地区。根据当时的划分，施工项目中内陆地区占了118项，约占全部项目的79%，且绝大多数分布在基础较好的大中城市。到1957年，中国已建成以大中城市为核心的八大工业区，成为各经济区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这一时期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不仅奠定了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基础，也使过去几乎没有工业的西部地区建起了一批轻、重工业。西安、重庆、成都、太原、兰州等西部大城市很快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为此后中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和美国加大地缘威胁等因素促使中央调整经济和国防建设的战略布局，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作出开展三线建设、加强备战的部署，在西南、西北纵深地区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部分沿海企业内迁促进了内地各省市经济特别是军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在长达十几年（1964-1980）的三线建设时期内，中央投入资金约2052亿元，建成了1100多个大中型项目，形成了配套的生产体系。中西部地区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工业结构逐步趋于合理，对推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物质遗产至今仍是西部大开发的基础。

然而，以国防安全为原则也带来了布局的片面性和交通不便等弊端。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成为资源配置的唯一主体，效率原则往往被忽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得不到发挥。因此，虽然均衡发展战略改变了中西部极端落后的状况，缩小了地区差距，但也遏制了沿海地区的优势。

率先发展促增长

基于对前30年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反思，同时也是为了响应和实践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大局”（一是让条件好的地区先富起来，以示范、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一是缩小地区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实施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鼓励区位优势和开放条件较好的东部率先发展，促进了沿海经济的高速增长。

国家相继在东部地区建立了5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260个沿海经济开发区，26个经济技术区，13个保税区及40个新技术开发区。在得到国家重点投资之外，它们在财政、税收、投资决策权、外贸自主权、外资审批权等方面也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殊权限。1984至1990年，东部地带吸收外资总额的比重达到了88.2%，而中、西部只有6.0%和5.8%。

本身水资源与气候条件更好的东南沿海地区迅速发展。特别是南方各地本身商业氛围浓厚，又有大量港澳台地区和海外侨胞资源，经商传统马上被激活。

以地处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为例，改革开放之初广东省经济总量仅位列全国第五，但到80年代末已跃居全国第一位，并一直保持至今。“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说法一度广为流传。

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但是，非均衡发展也造成区域间经济差距加速扩大。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东部膨胀病、西部长期落后、中部边缘化、东北衰退日益明显，对社会和谐发展和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带来了负面影响，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经济和生态问题。为此，中央对区域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

协调发展奔小康

“八五”计划（1991-1995）明确提出，要“促进地区经济朝着合理分工、各展其长、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方向前进”，标志着区域发展战略从效率优先的非均衡发展转向不断加强区域合作、缩小区域差距的协调发展道路。1997年十五大报告再次强调，要“从多方面努力，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为此，我国先后制定和实施了多项战略，基本形成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总体思路。

2012年，十八大将基本建成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此后，“一带一路”建设（2013）、京津冀协同发展（2014）、长江经济带发展（2014）、粤港澳大湾区（2017）建设、长三角一体化（2018）等区域战略稳步推进，在统筹东中西、协调南北方发展的同时着力培育新的增长带。

区域发展政策变得更具系统性和协同性、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进一步优化后，各区域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经济稳步增长。十八大以来，按不变价格计算，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分别为7.2%、8.2%、8.5%和6.1%。除东北地区近年因结构性矛盾等原因严重下滑外，各地区增长相对均衡。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区域增速减缓，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增速全面超过东部地区，改变了东部地区经济长期领跑的格局。各地区相对差距呈缩小的趋势。这与近年来东南沿海产业因劳动力成本增加等因素加快向中西部转移不无关系。它客观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各种生产要素和产业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局面，令经济布局由集中走向分散，变得更加均衡有序。

近年来，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城市群和经济圈等重点优势区域的集聚作用日益增强。2017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圈的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占全国的19.3%、8.9%和9.7%，三者合计占比37.8%，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这种经济空间结构的变化并非中国独有，世界绝大多数经济体的人口和产业都在向中心城市和城市群聚集。城市群的形成，有助于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带动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和乡村振兴，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

地广、人多、自然资源禀赋差别大的国情实际，决定了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长期面对的现实问题。尽管过去做出了不少建设性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但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区域发展不可避免会出现新的问题和矛盾，如何提高资源和要素空间配置效率、优化区域结构，要求继续与时俱进地谋划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思路。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要求，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为此，依靠创新驱动增长，发挥各地比较优势，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道路，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将发展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仍将在较长时间内是区域政策的重心。

参考资料：

中国区域发展网

《区域经济发展70年的回顾与展望》 石碧华 经济日报 2019/10/17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李京文 中国城市经济 2008年第1期

《中国区域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于今 财政部网站 2009/2/4

《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正在形成》 经济日报 2019/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