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雖然具體針對的區域不同、策略不同，但它們無不是國家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之一。為甚麼要推出這些戰略？這與中國的國情有關。

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中部崛起，這些說法關心時事的人想必早已耳熟能詳。近年來，京津冀協同、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長三角一體化等概念也屢見不鮮。雖然具體針對的區域不同、策略不同，但它們無不是國家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之一。為甚麼要推出這些戰略？這與中國的國情有關。

眾所周知，中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自古以來不同區域在自然資源、地理環境、文化習俗乃至經濟發展上都存在着巨大差距，統籌區域發展一直都是個難題。為了縮小地區差距、實現共同發展，新中國自成立以來根據實際情況和發展的需要，在不同時期採取了不同的區域發展戰略，經歷了從低水平均衡發展到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再到協調發展的過程。這三個階段既一脈相承又各有側重，表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徵，對推動經濟整體持續穩定增長、促進社會和諧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兩次西進打基礎

建國初期，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極度不均衡。根據學者的研究，當時全國70%以上的工業集中在面積僅佔全國國土11.3%的東部沿海地區，而佔國土面積68%的西北、西南和內蒙古的工業僅佔全國的9%。為了解決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地方發展不平衡問題，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央就提出要處理好沿海地區與內陸地區的發展關係，並採取了均衡發展的戰略。

計劃經濟時期，區域經濟發展主要靠國家重工業發展戰略推動，並經歷了兩次大規模的「西進」：

為了扭轉工業分佈畸形的局面，中央先是將蘇聯援助的156項工程主要配置到東北和中西部地區。根據當時的劃分，施工項目中內陸地區佔了118項，約佔全部項目的79%，且絕大多數分佈在基礎較好的大中城市。到1957年，中國已建成以大中城市為核心的八大工業區，成為各經濟區形成和發展的基礎。

這一時期的大規模經濟建設，不僅奠定了中國工業化發展的基礎，也使過去幾乎沒有工業的西部地區建起了一批輕、重工業。西安、重慶、成都、太原、蘭州等西部大城市很快走上了工業化的道路，為此後中西部地區城市化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六十年代，中蘇關係惡化和美國加大地緣威脅等因素促使中央調整經濟和國防建設的戰略佈局，將全國劃分為一、二、三線，作出開展三線建設、加強備戰的部署，在西南、西北縱深地區建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部分沿海企業內遷促進了內地各省市經濟特別是軍工業和重工業的發展。在長達十幾年（1964-1980）的三線建設時期內，中央投入資金約2052億元，建成了1100多個大中型項目，形成了配套的生產體系。中西部地區經濟實力顯著增強，工業結構逐步趨於合理，對推動地區社會經濟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其物質遺產至今仍是西部大開發的基礎。

然而，以國防安全為原則也帶來了佈局的片面性和交通不便等弊端。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央政府成為資源配置的唯一主體，效率原則往往被忽視，地方和企業的積極性得不到發揮。因此，雖然均衡發展戰略改變了中西部極端落後的狀況，縮小了地區差距，但也遏制了沿海地區的優勢。

率先發展促增長

基於對前30年區域均衡發展戰略的反思，同時也是為了響應和實踐鄧小平提出的「兩個大局」（一是讓條件好的地區先富起來，以示範、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一是縮小地區差距，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改革開放後，我國開始實施向東部沿海地區傾斜的非均衡發展戰略，鼓勵區位優勢和開放條件較好的東部率先發展，促進了沿海經濟的高速增長。

國家相繼在東部地區建立了5個經濟特區，14個沿海開放城市，260個沿海經濟開發區，26個經濟技術區，13個保税區及40個新技術開發區。在得到國家重點投資之外，它們在財政、税收、投資決策權、外貿自主權、外資審批權等方面也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殊權限。1984至1990年，東部地帶吸收外資總額的比重達到了88.2%，而中、西部只有6.0%和5.8%。

本身水資源與氣候條件更好的東南沿海地區迅速發展。特別是南方各地本身商業氛圍濃厚，又有大量港澳台地區和海外僑胞資源，經商傳統馬上被激活。

以地處改革開放最前沿的廣東為例，改革開放之初廣東省經濟總量僅位列全國第五，但到八十年代末已躍居全國第一位，並一直保持至今。「東西南北中，發財到廣東」的說法一度廣為流傳。

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的高速增長，帶動了整個國民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為實現區域協調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但是，非均衡發展也造成區域間經濟差距加速擴大。特別是進入九十年代，東部膨脹病、西部長期落後、中部邊緣化、東北衰退日益明顯，對社會和諧發展和現代化戰略目標的實現帶來了負面影響，也引發了一系列社會、經濟和生態問題。為此，中央對區域政策進行了重大調整。

協調發展奔小康

「八五」計劃（1991-1995）明確提出，要「促進地區經濟朝着合理分工、各展其長、優勢互補、協調發展的方向前進」，標誌着區域發展戰略從效率優先的非均衡發展轉向不斷加強區域合作、縮小區域差距的協調發展道路。1997年十五大報告再次強調，要「從多方面努力，逐步縮小地區發展差距」，「促進地區經濟合理佈局和協調發展」。為此，我國先後制定和實施了多項戰略，基本形成了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總體思路。

2012年，十八大將基本建成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體制機制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此後，「一帶一路」建設（2013）、京津冀協同發展（2014）、長江經濟帶發展（2014）、粵港澳大灣區（2017）建設、長三角一體化（2018）等區域戰略穩步推進，在統籌東中西、協調南北方發展的同時着力培育新的增長帶。

區域發展政策變得更具系統性和協同性、經濟發展的空間格局進一步優化後，各區域的比較優勢得以發揮，經濟穩步增長。十八大以來，按不變價格計算，東部、中部、西部、東北地區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速分別為7.2%、8.2%、8.5%和6.1%。除東北地區近年因結構性矛盾等原因嚴重下滑外，各地區增長相對均衡。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各區域增速減緩，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增速全面超過東部地區，改變了東部地區經濟長期領跑的格局。各地區相對差距呈縮小的趨勢。這與近年來東南沿海產業因勞動力成本增加等因素加快向中西部轉移不無關係。它客觀上改變了長期以來各種生產要素和產業高度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的局面，令經濟佈局由集中走向分散，變得更加均衡有序。

近年來，區域經濟發展的一個明顯特點是城市群和經濟圈等重點優勢區域的集聚作用日益增強。2017年，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圈的地區生產總值分別佔全國的19.3%、8.9%和9.7%，三者合計佔比37.8%，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發揮了重要的引領和帶動作用。

這種經濟空間結構的變化並非中國獨有，世界絕大多數經濟體的人口和產業都在向中心城市和城市群聚集。城市群的形成，有助於互聯互通和資源共享，帶動周邊中小城市的發展和鄉村振興，形成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源泉。

地廣、人多、自然資源稟賦差別大的國情實際，決定了區域協調發展是我國長期面對的現實問題。儘管過去做出了不少建設性努力、取得了明顯成效，但隨着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區域發展不可避免會出現新的問題和矛盾，如何提高資源和要素空間配置效率、優化區域結構，要求繼續與時俱進地謀劃區域協調發展的新思路。

201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的意見》要求，區域協調發展的目標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礎設施通達程度比較均衡、人民生活水平大體相當。為此，依靠創新驅動增長，發揮各地比較優勢，走合理分工、優化發展道路，在發展中促進相對平衡，將發展差距控制在一個合理的區間，仍將在較長時間內是區域政策的重心。

參考資料：

中國區域發展網

《區域經濟發展70年的回顧與展望》 石碧華 經濟日報 2019/10/17

《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回顧與展望》 李京文 中國城市經濟 2008年第1期

《中國區域發展的回顧與展望》 于今 財政部網站 2009/2/4

《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正在形成》 經濟日報 2019/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