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生取义”、“义利并重”等思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不仅影响个人的为人处世，也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中国外交在国际交往中讲求道义和公平正义，而不只是追求利益。这一点，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从“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到“舍生而取义”，华夏先哲自古就对义利的关系进行了辨析。如今，“义利并重”、“先义后利”已作为主流伦理思想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这一精神传承至今，不仅影响个人的为人处世，也成为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成为中国对外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简言之，这意味着，中国外交在国际交往中讲求道义和公平正义，而不只是追求利益。这一点，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二战结束后，旧殖民体系迅速瓦解。据统计，1946年到1968年间独立的国家共61个，人口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特别是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和1961年不结盟运动的诞生，显示发展中国家已逐步成长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

从1956年至1965年，中国先后与26个亚非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在70年代另外一个民族独立较为集中的时期，与中国建交的发展中国家增加了47个，特别是与拉美国家的外交关系取得了重大突破。这为中国摆脱孤立于国际多边体系的境地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都曾遭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欺凌压榨，并肩负着共同的历史使命——维护国家政治独立和发展经济。相似经历、境遇带来了相互的理解和同情。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相互支持、合作，共同反对各种形式的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和干涉主义，结下了深厚的传统友谊。

出于帮助落后国家和地区争取民族独立并发展经济的道义感和使命感，中国尽己所能给予其他发展中国家支持，如宁可推迟与法国建交也向阿尔及利亚提供大量无偿物资和军事援助，在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后坚决支持埃及政府并向其无偿赠送2000万瑞士法郎，支持拉美建立无核区，毅然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帮助朝鲜人民抵抗美国的军事进攻……

其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往来虽经历了持续稳定的发展，为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经贸关系总体上处于相对次要和辅助的地位，往往从属于对相应国家的政治支持。贸易往来主要算“政治账”，而非“经济账”，互利和效益等因素考虑较少。

而且，经济合作的单向性突出。自50年代起，财力紧张、物资匮乏的中国就开始对外提供援助。从摩洛哥到南非，从足球场到石油钻井系统，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中国大力帮助非洲国家完成了众多大中型项目建设，如著名的坦赞铁路、几内亚糖厂、卢旺达公路等等。仅1970年至1978年间，中国就帮助37个国家建成了470个项目。

中国的对外援助对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中国所坚持的不干涉内政、不附加任何条件等原则更得到了广泛称赞。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1985年曾说：“无论是在中国给予我国的巨大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中，还是我们在国际会议的交往中，中国从来没有一丝一毫要左右我们的政策或损害我们的国家主权。”

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国也与发展中国家相互支持与配合。1971年10月2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第2758号决议，这离不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鼎力相助，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发展中国家把中国抬进去的。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标志着西方奉行的长期孤立中国的政策彻底失败。

70年代，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其中“第三世界”基本上都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明确表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的身份和地位，奠定了中国国际战略的理论基础，坚持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也上升至外交战略的高度。

改革开放后，中国虽然与美国和解，但没有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上都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中国政府明确表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强调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起来了，还是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邓小平语）。

因此，尽管经济实力增强，但中国并未改变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传统。特别是中国人讲“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除传统的政府援建和派遣医疗队外，中国还根据自身优势，尤其注重技术和专业培训方面的援助，意在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走共同发展的道路。

截至2018年，中国共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援助，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各类人员1,200多万人次，派遣60多万援助人员，其中700多人为他国发展献出了宝贵生命。

自1963年至今，中国派出的医疗队员达2.6万人次，累计诊治患者约2.8亿人次。无论是西非多国爆发埃博拉严重疫情，还是尼泊尔大地震，中国医疗和救援人员都迎难而上，施以援手，同一些国家“喊得多、落地少”和“见利忘义”形成鲜明对比。

这一时期，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随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而地位上升，经济关系由之前提供援助为主转变为发展互利合作关系为主。经贸往来的形式进一步丰富，逐步采取了劳务合作、承包工程、投资经营等多种形式，促进了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到21世纪初，中国已经与15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并和其中的70多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贸易协定。

另一方面，国际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令国家间各种利益矛盾进一步复杂化。环境恶化、毒品走私、非法移民、跨国犯罪和恐怖主义等新问题出现，成为威胁国际安全的不稳定因素。

在此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处境也经历了较大变化。部分国家沦为“代理人战争”的发生地，一些历史遗留矛盾也随之释放，造成战乱频仍；另一方面，不少发展中国家成为西方推行其意识形态的目标，国内政体巨变，政局动荡甚至内战不断。

而中国在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的同时，积极融入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成为国际制度的参与者。通过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合作进一步加强。自1990年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遣军事观察员起，截至2019年2月中国累计派出维和军事人员3.9万余人次，先后参加了24项联合国维和行动。这些维和行动绝大多数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是新时期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政治安全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对西方的新干涉主义，中国以联合国为平台，有力地支持了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主权的斗争，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同时，发展中国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反对西方干涉中国内政，给予中国宝贵的支援，维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不再局限于双边模式，呈现出多边化、制度化的趋势。

然而一些西方大国出于各种目的质疑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定位，诋毁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称之为“新殖民主义”，这种论调因其极大的煽动性，令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关系面临挑战。

实际上，无论从人均GDP还是结合科教文卫等综合发展水平来考虑，中国无疑都属于发展中国家。而且，尽管发展步伐存在差异，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政治基础并没有改变，仍都面临艰巨的发展任务，并力求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在中国的外交布局（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中，发展中国家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在某些时候甚至是撬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结构性“支点”。而70多年来，中国以“求同存异”原则为基础，将中国的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在国际政治中秉持公道正义，坚决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体现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精神，可谓是中国外交践行正确义利观的生动体现。

参考资料：

《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析论》 郭新宁 徐弃郁 时事出版社 2007年

《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政治关系的再思考》 吴白乙 拉丁美洲研究 2010年第4期

《中国外交的战略基础：形成、发展与挑战——纪念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65周年》 刘青建 当代世界 2014年第10期

《从单方援助到互利共赢: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六十年》 刘中民 宁夏社会科学 2009年第6期

《“正确义利观”指引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新合作》 陈向阳 对外传播 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