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皓是三国时期吴国的末代君主，也是三国时期恶名昭彰的暴君。孙皓是孙权的孙子，孙和的儿子。孙皓能登上王位，可谓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孙和本是太子，但因“二宫之争”触怒孙权，太子之位被罢黜，流放到长沙。吴景帝孙休继位后，封孙皓为乌程侯。孙休共有四个儿子，其长子在公元262年被立为太子。不过，孙休去世后，却由他的侄子孙皓继位。为何如此呢？盖因孙休去世时，太子年仅10岁。适逢蜀国被魏国消灭，东吴朝不保夕，朝野上下都希望有一位明君登基，以应对危局。时任左典军的万彧，曾担任乌程令，与孙皓过从甚密。他极力称赞孙皓才识明断，遵守法度，是帝王之胄。万彧屡次向丞相濮阳兴和左将军张布美言，两人也认为国赖长君，就把此事向朱太后禀报。朱太后并无主见，她说：“我寡妇人，安知社稷之虑，苟吴国无损，宗庙有赖可矣。”孙皓在万彧鼎力相助下，因缘际会，轻而易举地登上帝位，成为东吴第四位君主。

孙皓继位之初，颁布优恤天下的诏书，安抚军民，打开国库，救济民众，又把前朝的宫女打发出宫，为她们安置生活。孙皓还将御花园中的各种野兽悉数放归大自然。东吴举国一片欢腾，上至文武百官，下至黎民百姓，都以为明主出世了。但孙皓即位不久就露出了残暴的本性。他先迫使前太后朱氏自杀，软禁孙休的四个儿子，并杀死老大和老二；接着他又杀大臣。他性情暴烈，最喜欢剥人皮、砍人足、凿人眼，朝野上下无不畏惧。

孙皓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他极为好色，但当他生气的时候，纵然最心爱的女人，也难逃被打杀的厄运。张美人是孙皓十分宠爱的妃子，她的父亲大将军张布因故被孙皓处死。张美人对杀父之仇未能释怀。有一次，她不慎对孙皓流露出不满之情，孙皓马上大怒，命人把她活活打死。后来孙皓又怀念她，命工匠用木头做了张美人的人像，时刻放在自己身边。有一天，孙皓突然想起张布还有个天生丽质的小女儿，就下令把张美人的妹妹迎入宫中，宠爱有加。

虽然宫中有佳丽数千，孙皓仍不满足。他命人每年到全国各地搜罗绝色女子。他甚至规定，凡是俸禄二千石大臣的女儿，只要在入选年龄范围内都是挑选的对象，只有落选者才准嫁给别人。孙皓经常举办盛大的宫廷宴会，往往通宵达旦。每次举行宴会时，他专门安排10个黄门郎（皇帝的近身侍从）站在宴席一旁，负责监督大臣喝酒时的行为举止。每次宴会结束后，这些黄门郎要到孙皓面前逐一汇报，例如哪些大臣对孙皓失礼，哪些大臣胡言乱语、借酒撒气、故意装醉。那些饮酒失态失礼的大臣都要受到处罚，有的甚至会被杀害，故每次大臣听说要举行宫廷宴会便心怀忧惧，如赴刑场。孙皓规定座中人无论酒量深浅，全部以七升为限。大臣韦昭博古通今，秉性耿介，但酒量极小，平常喝酒最多只能喝两升。孙皓虽然残暴，偶尔也知道爱惜人才。每次轮到韦昭喝酒时就常常允许减免，还“密赐茶苑以代酒”。成语“以茶代酒”即本于此。后来韦昭失宠，孙皓就让人逼迫他，喝完规定的酒量。那么，韦昭为何会失宠呢？孙亮在位时，韦昭任太史令。他少年好学，文采风流，受命撰写国史《吴书》。孙皓继位后，他封韦昭为高陵亭侯，担任中书仆射和中常侍，全权负责撰写国史的工作。当时有人顺承孙皓心意，多次陈述上天降下各种祥瑞。孙皓问韦昭是否可信，韦昭答曰：“此人家筐箧中物耳。”意思是说，这都是人家篮子和箱子里的东西，殊不足信。孙皓听了甚为不快。孙皓让韦昭撰写《吴书》之时，为其父孙和立本纪，韦昭认为孙和并非皇帝，应入列传。韦昭坚持原则，不为所动。君臣关系日益紧张，韦昭深感不安，自称年老体弱，请求辞掉侍讲、左国史二职，希望能专心著书，但孙皓不许。凤凰二年（公元273年），孙皓下令把韦昭逮捕入狱。在狱中，韦昭请求将自己在狱中撰写的《洞纪》、《职官训》和《辩释名》进献给孙皓，希望能获赦免，以便完成撰写史书的心愿。孙皓却以为韦昭是在讽刺自己，反而下令将韦昭处死。

孙皓不许大臣失礼失态，自己却在宴会中放荡不忌。他为了增加乐趣，常常让大臣互揭隐私来增加酒席中的乐趣。一些阿谀奉承之辈，自然争着去拍孙皓的马屁；一些正直的大臣唯有虚应故事。孙皓对奉君之恶的佞臣厚加赏赐，对那些应付他的直臣，稍不顺心，就加以处罚。更可怕的是，孙皓在宴会上暗藏玄机，借着美酒下毒，毒死拂逆己意之臣。万彧是拥戴孙皓登上皇位的功臣，但孙皓是个卸磨杀驴，忘恩负义之徒，他对万彧也绝不手下留情。建衡三年（公元271年），孙皓力排众议，用车载着自己后宫上千人，率大军从牛渚（今安徽省当涂县）西进伐晋，结果途中为大雪所阻，士兵怨声载道，甚至还出现倒戈的传言，孙皓只好下令还师。孙皓还师前，到华里出游。万彧与丁奉、留平他们两人说：“此行不急，若至华里不归，社稷事重，不得不自还。”他们的秘密谈话被泄露出去，孙皓怀恨在心，碍于万彧等人是元老重臣，当时不便加罪。后来，孙皓借举行宴会之机，命人给万彧酒里下毒。幸好行酒的人不忍心下毒，有意少下了些毒药，万彧才能死里逃生；孙皓又让行酒的人把毒酒给留平喝。留平善于察言观色，他怀疑酒中被人下毒，所以自己事先服了一剂解药。他虽然喝了毒酒，但并未被毒死。唯君要臣死，在劫难逃。不久，万彧选择自杀，留平也郁郁而终。

孙皓掌权之初，朝中大臣党同伐异，关系非常复杂。王蕃当时担任侍中，此人博览群书，才华出众。王蕃与拥戴孙皓登基的万彧同为侍中，二人有隙。万彧在孙皓面前经常说王蕃目中无人，孙皓的宠臣中书丞陈声也屡次中伤王蕃的品格。王蕃为人耿介，不会一味迎合孙皓的心意，时间一长，孙皓就对王蕃日渐不满。孙皓极信巫觋，依此决定诸多大事。孙皓听从巫史之言，认为建业宫不利，于是决定将国都由建业（今江苏南京）迁至武昌（今湖北鄂城）。迁都工程需要大量人力，势必加重百姓的劳役。另外，武昌比建业贫瘠，若要在武昌维持相同的生活水准，就得从建业运送大量物资，而建业又位处长江下游，要将物资送往武昌要逆流而上，其成本之高昂可想而知，所以当时就出现了“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的童谣，表达出对于迁都武昌的不满。孙皓恐群臣不从，乃在宫廷中举行盛大宴会之际，赏赐百官和将士。其间，他突然向王蕃发问：“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其义云何？”（射箭比赛不以射透为主，而主要看是否射得准确，因为人的力量不同，是什么意思？）王蕃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孙皓即以王蕃不回答他的问题为由，让宫廷武士在大殿之上把王蕃斩首。更有甚者，他还命人把王蕃的脑袋踩踏破碎。孙皓借此威慑百官，使他们对自己唯命是从。

孙皓极为多疑，任用一批酷吏监控文武百官，以致人人自危。孙皓即位前，蜀国刚刚灭亡，交趾又叛吴降魏。即位后，他发兵夺回交趾，也算是做了点开疆拓土的事业。但当时蜀已经灭亡，单靠吴国的国力与魏对抗已是不可能。蜀灭亡后，司马师派吴国降臣徐绍和孙彧去劝降孙皓。他们对孙皓说：“大必字小，小必事大”，这里的“字”，意思是“抚育、养育”，暗示他应该识大局。当时孙皓并未义正词严地驳斥他们，可见他底气不足。他没有战胜敌人的信心，连他的臣下也心知肚明。吴最后的宰相张悌在吴灭亡时说：“吴之将亡，贤愚所知，非今日也。”或许出于这种焦躁不安，才使他对臣下变得异常猜疑和暴虐。“北军日近，而兵不举刃。”晋国大军势如破竹，一路南下时，东吴的大军节节溃败。天纪三年（公元279年），孙皓迎降后被封为归命侯，四年后在洛阳去世，落个客死他乡的结局。陈寿在《三国志》中评论孙皓说：“况皓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宜腰首分离，以谢百姓。”他认为孙皓罪大恶极，应该被腰斩处决才能谢罪，可谓一语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