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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的考古方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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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遗址内面积达1920平方米的大棚(图片提供:陈显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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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舱医院是政府在疫情期间为应付病患增多而设的,其实在三星堆遗址考古上也同样设有“方舱”,是考古的方舱。当三星堆遗址在2019年底至2020年陆续发现新的六个祭祀坑后,四川省文物管理部门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着手考虑对这六个坑的保护和发掘问题,尤其是对这六个坑内埋有多少件珍贵文物、文物的质料、其保存情况等有太多未知数,这都需要在发掘前做好所有准备工作。


考古专家根据1986年一及二号坑出土的文物种类和埋藏情况,以及出土时的文物状况等分析讨论认为:这次发掘工作量大、时间长、出土文物除常见的青铜器、玉器、金器外,很可能会出土一些丝绸品之类的有机物。而有机物在成都平原的土壤中是很难保存的,为此一定要做好出土物的保护,尤其是现场的保护和提取。为此,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祭祀坑的上方,搭建了一个约二千平方米的大棚,将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和1986年发现的两个祭祀坑都“罩在棚内”。这样就可以使八个祭祀坑不受日晒雨淋,将野外考古工作变为室内考古工作。同时考古人员为了使发掘工作顺利,根据六个新发现的祭祀坑以科学合理的安排,在大棚内由北向南,先后搭建四个“连体”考古发掘舱,每个发掘舱的大小都在十多平方米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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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内的发掘舱(图片提供:陈显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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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舱整体由玻璃和钢架组成,舱内设有考古现场信息实时记录系统、多功能考古操作系统、各式各样的摄录镜头、恒温和恒湿的设备、自动升降机等,这些设备都是为了在考古发掘期间,能使出土文物得到有效及时的保护,为此,“文物医生”(文物保护工作人员,他们有学文物保护,有学材料,有学化学,有学生物等)也来到考古发掘的“前沿阵地”,并将许多“医疗器具”(文物保护的设备)也带到发掘现场,为考古信息与出土文物信息的实时采集、记录与专家远程指挥提供充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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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考古的五位重要人物在三号坑前留影。左起:雷雨(三星堆博物馆现任馆长)、陈德安(三星堆遗址工作站首任站长)、肖先进(三星堆博物馆第一任馆长)、陈显丹(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三星堆一及二号坑考古发掘负责人)、霍巍(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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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9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工作理念,联合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以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丝绸博物馆等39家机构,共同对六个新发现的祭祀坑开始全面发掘及合作研究数字化测绘、物探、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冶金考古、纺织品考古、玉料来源、DNA检测等方面。发掘期间,为了减少对出土文物的不必要损伤和不影响文物信息,考古人员身穿连体防护服,趴在升降机的踏板上清理坑内掩埋的文物,这种方法减少了对文物本体的踩踏和负重,使埋藏在地下脆弱的文物得到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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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在三星堆八号坑考古发掘(图片提供: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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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效保护出土文物,在大棚内的东北侧设置了约150平方米、呈曲尺形布局的考古发掘现场应急保护集成平台。这应急平台内设有:应急检测分析室、有机质文物应急保护室、无机质文物保护应急室、微痕物应急保护室、文保室、考古工作室等。文物保护专家也在现场对发现的文物,根据不同质地、不同环境做出相应的保护措施,使每个坑的发掘进度、发掘期间的温度和湿度都得到相应的控制和处理,使每一件出土文物都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如配备充氮保湿箱、低温保湿柜、生物低温采样箱等应急保护设备,可对出土的角、骨、蚌牙、纺织品、漆木器等有机质文物及残留物开展应急保护,以便很快送至实验室作进一步研究、精细保护及修复;配备手提式X-荧光仪、超景深显微镜、体式显微镜、色差仪等便携式检测仪器和丝蛋白检测材料,可对出土文物、微痕信息做快速分析和微观形貌观察,为应急处理与后期保护研究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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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内的保护应急平台(图片提供:陈显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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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载日期:
2023年0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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