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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为何要“杯酒释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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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杯酒释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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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乱世,谁手下有兵,谁就敢造反当皇帝。“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兵强马壮的将领发动兵变,推翻旧朝,建立新朝,是当时习惯性发作的恶疾,每隔几年、十几年,就会发作一次。赵匡胤通过兵变起家,深知兵变的危害,他建立宋王朝之后,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防止其他武将发动兵变,夺走赵宋的江山。

 

事实上,赵匡胤称帝后不久,建隆元年当年,便发生两场叛乱。什么叛乱?有两名忠于后周的将领,叫做李筠、李重进,以“反宋复周”为口号,相继起兵造反。不过,由于他们的实力不足以对抗朝廷,叛乱很快被赵匡胤平定。但是,万一其他的武将也怀有李筠、李重进那样的心思,又该怎么办?

 

一个新王朝开国不久,根基未稳,皇帝为防止开国功臣篡位,往往会先下手为强,大开杀戒,诛杀那些可能会对皇权构成威胁的功臣、将领。汉朝的刘邦、吕后,明朝的朱元璋,就是这么做的。成语所说的“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也是这么回事。这是釜底抽薪、斩草除根的做法,虽然可能有效,但很残忍,很野蛮。

 

那么赵匡胤会不会这样做呢?不会。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嗜杀、残忍的人,虽然他是军阀出身,但宅心仁厚,反对滥杀无辜,这一点与其他军阀很不一样。但是,如果不能消除兵变的潜在威胁,皇位终究是不稳当的。怎么办?

 

平定李筠、李重进叛乱之后,赵匡胤便去找他足智多谋的亲信赵普商量。他问赵普:“这天下自唐朝末年以来,短短几十年间,帝王换了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我想平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开创长治久安的局面,该如何做呢?”

 

赵普回答说:“唐朝末年以来,天下之所以兵变频发、战乱不息、国家不得安宁,原因不在其他,在于各个军阀兵权太重。今天要这天下安定下来,实现长治久安,也没有其他奇巧的办法,惟有将各军阀的兵权、兵力收归朝廷,则天下自安。”

 

赵普尚未说完,赵匡胤便打断他的话,说道:“卿不必再说下去,我已明白了。”过了一段时间,建隆二年(公元961年),赵宋开国第二年,赵匡胤邀请执管大宋中央军队——禁军的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喝酒。石守信、王审琦都是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前的结拜兄弟,又是宋朝的开国大功臣。陈桥兵变时,他们镇守京城,与赵匡胤里应外合,兵变才能够一举成功,赵匡胤才能够顺利当上大宋皇帝。现在皇帝请喝酒,大伙当然高高兴兴地赴宴。

 

酒席之上,赵匡胤热情地招呼大家喝酒,喝到酒酣耳热,赵匡胤让左右侍候的内侍退下去,然后对石守信等人说:“各位兄弟,如果不是你们尽心拥戴,我也当不上皇帝。所以,我对兄弟们的拥戴之功十分感激。可是,当上皇帝后,我又很不安乐,每天都睡不踏实。”

 

石守信等人问:“陛下,这是为何?”

赵匡胤说:“皇帝这个位子这么诱人,谁不想上来坐坐?”

石守信等人一听,赶紧表态说:“陛下为何这么说?如今天命已定,谁敢有异心?”

赵匡胤说:“我知道兄弟们忠心耿耿,但你们麾下之人呢?如果有一天,他们将一件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怎么办?”

 

石守信等人听了这话,吓得满头大汗,说:“我等愚笨,想事不周,请陛下指条明路。”

赵匡胤说:“人生短暂,两眼一睁,一天就过去了;两眼一闭,一辈子就过去了。活着的时候,何不好好享受人生?所谓人生富贵,不外是多积一些金银财宝,留给子孙后代。明日,兄弟们何不辞掉兵权,我再给各位丰厚赏赐,从此君臣两无猜忌,共享安乐。”

 

第二天,石守信等人果然上书称病,请辞军权,说自己生病了,不能再领兵,请求辞去典领禁军的职务。赵匡胤当然顺水推舟,批准石守信等人辞职,让他们当节度使,不再典领禁军。这就是历史上“杯酒释兵权”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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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遵义市内的杯酒释兵权塑像(图片提供:张庆民/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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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酒释兵权”后,大宋中央禁军的兵权由谁来执掌呢?赵匡胤想到一个好办法:将兵权分解成三个部分:禁军的日常管理与训练,由“三衙”负责;部队的调发权,调兵的兵符,则由枢密院掌管,而枢密院的长官是文官;战时,领兵打仗的将帅又是其他官员,他们可能是武将,也可能是文官。这样,练兵之权、调兵之权、领兵之权分开,分别由几个机构执掌,骄兵悍将勾结起来发动兵变、推翻朝廷的事情便不容易发生。

 

化解了中央禁军将领可能发动兵变的潜在威胁之后,赵匡胤又着手解决地方军阀尾大不掉的问题。这个地方军阀,就是节度使。节度使这一官职,早在唐朝时已经出现,是管理一方民政、财政、军政的地方大员。晚唐、五代时,不少节度使或拥兵自立,或起兵造反,势力非常大。最早起兵造反,对抗宋朝的李筠、李重进就是节度使。

 

如何防止这些地方军阀拥兵自重或起兵造反呢?赵匡胤也有办法。乾德元年(公元963年),赵匡胤选拔了一批能干的文官,派到设节度使的州郡当知县,这些文官出身的知县直接听命于朝廷,不受节度使指挥。也就是说,赵匡胤通过派遣知县、知州、知府的方式,慢慢将管理地方的权力收归朝廷,原来属于节度使的权力,一点一点被抽空。

 

又过了几年,开宝二年(公元969年),赵匡胤在皇城后苑宴请王彦超等地方节度使,请他们喝酒。喝至酒酣耳热,赵匡胤从容说道:“各位都是我大宋的元老,劳苦功高。可如今还要在地方处理繁重的政务,我真过意不去。”

 

王彦超一听就明白皇上心里的意思,赶紧说:“我等本来就没有什么功劳,如今又已年迈,解甲归田,是我等的心愿。”也有几名节度使没有听明白赵匡胤的意思,喋喋不休说起了昔日打江山时的艰辛。赵匡胤说:“都是前朝旧事了,不必多言。”

 

这次后苑宴会后,王彦超等节度使都解除了军职,只担任尊贵但没有多少实权的虚职。所以,也可以说后苑之宴其实也是一次“杯酒释兵权”。赵匡胤有过两次“杯酒释兵权”,第一次发生在建隆二年,解除的是石守信等中央禁军将领的军权;第二次发生在开宝二年,解除的是地方军阀的军权。后来,宋朝的节度使便演变成为一种荣衔,没有实权,只有荣誉,与唐朝、五代、宋初的节度使完全不一样。

 

通过收回各路军阀的兵权,宋王朝的开国皇帝成功地消除了兵变的风险,为王朝的长治久安打下基础。但是,有一利必有一弊,宋王朝对兵变的警惕、对武将的戒备,又导致出现“重文轻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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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载日期:
2022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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