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思想广泛传播，革命组织遍全国，武装起义此起伏彼，群众自发的抗捐抗税连绵不断。形势迅猛发展，是由于民族危机日趋深重和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敏感的人已经感受到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开始袭来。

为了维护现存社会秩序，清政府不得不作出“革新”的决定，推行所谓新政，允诺立宪。1901年，因八国联军之役而从北京逃往西安的慈禧，下诏宣布“变法”，要求官员参考“中西政要”，对于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的变革，各抒己见。稍后，清政府设立督办政务处，作为总管新政的特设机关。但是，清政府依然强调戊戌变法是非法的，并且与西方列强连手继续镇压义和团，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由此可见，清政府的新政主要是为了巩固风雨飘摇的政权，同时乘机实行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大吏的权势，加强对局势的控制，强化满洲贵族在政权中的实力。因此，除了加强清政府军政力量的措施得到实行外，其他方案和作法大都草草收场。

所谓立宪运动，对清政府而言，亦只不过是一种抵制革命的方式，以顺应海内外要求立宪的呼声。1905年7月，清廷派五位大臣出国考察宪政，翌年9月下诏宣布“预备仿行立宪”，而以九年为预备期。此后，清廷不断玩弄立宪的把戏，企图以此笼络立宪派，消弭革命运动。革命派从一开始就不信任清政府的改革诚意，所以明显地抱持反对态度。但是，立宪派却受到了鼓舞，积极筹组团体，推行立宪运动。上海、广州、长沙、武汉、贵阳等地纷纷成立宪政筹备会之类的团体。海外的保皇会也更名为帝国立宪会。梁启超等则在日本设立了政闻社与宪政讲习会，立宪呼声一时甚嚣尘上。

立宪派在1909年连续策划了三次速开国会的大请愿行动，声势日益扩大，言辞愈加激烈。清政府采取了压制的手段，导致政府与立宪派的矛盾加剧。清政府最后竟然炮制了“皇族内阁”。所谓“皇族内阁”，是因为内阁十三名大臣中七人为皇族，满蒙大臣占九名，汉族大臣只占四名。总理大臣为庆亲王奕劻（宗室），协理大臣为那桐（满人）、徐世昌（汉人）。至此，清政府假立宪的真面目暴露无遗，立宪是假，皇族集权是真。人们对腐败透顶的清王朝不再抱任何幻想，立宪派更是大失所望，除一部分成员忙于组织立宪政党外，大部分对清政府绝望的则逐渐倾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