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长期被视为反面人物，不但两岸三地编写的近代史对他口诛笔伐，就连风靡西方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如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当中的袁世凯也是一个狡诈自私，独裁误国的坏人。世人已将袁视为“窃国大盗”。那么，袁世凯真的如此不堪吗？

袁世凯向慈禧自首

袁世凯长期遭受非议，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说他出卖了维新运动，导致慈禧发动戊戌政变。这种说法来源已无法查证，然则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1898年9月18日深夜，谭嗣同带着伪造的密诏夜访袁世凯，要他派兵包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袁在9月20日回天津后，并没有向清廷告密。9月21日，慈禧就发动了戊戌政变。御史杨崇伊来到天津，向荣禄回报，太后要重新训政。当袁听到杨崇伊带来的消息后，以为事情已泄露。为了自保，袁就向荣禄报告维新派围园劫后的图谋。在袁世凯亲信张一麐的《心太平室集》和荣禄亲信陈夔龙的《梦蕉亭杂记》两书中，都有记载此事。其实，说袁告密是不准确的。在他向荣禄泄密前，慈禧早已发动政变。袁不是告密，而是自首。他是主张变法的，他的办法更切合实际，只是戊戌年没有给他实践的机会。

在担任直隶总督期间，袁大力推动自治实验，在基层推动全民普选。他认为民智未开，通过地方自治，能激发民众的政治热情，唤醒他们的权利意识。在他的治理下，直隶成了当时的“模范省”。

袁世凯的贡献

辛亥革命发生后，没有一股政治势力能推翻清政府。大部分人都赞成让袁逼迫清帝退位，然后让他做大总统。当时袁的声望是很高，可谓众望所归。美国传教士赫德兰（I.T.Headland）说，袁是“为国家掌握航向”的人；《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G. E. Morrison）则说，袁是“中国的未来”。在清末新政中，他的确是“掌握航向”的人。

在政治方面，他一直认为“君主立宪”是中国当时唯一的选择，“民主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所以，他想实行的是君主立宪，而不是君主专制。袁世凯要当的皇帝是“立宪皇帝”。这个“立宪皇帝”的权力，是受到限制，与中国历代皇帝的无上皇权，是不可相提并论。他运用逼宫手段，结束了清朝在中国268年的统治，促成中华民国的诞生。

在国防方面，他是中国现代陆军的奠基者，是中国现代军事学校的最早开办者；他用警察取代衙役维持社会治安，是很有功劳。八国联军之役后，列强不允许清廷在天津驻兵，袁就训练三千名警察进驻天津，维护了国家主权。在社会方面，他开创的北洋实业，对中国早期工业现代化，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和张之洞一起促成清廷废除科举制度，并兴办大量新式学堂。

“二十一条”的来龙去脉

骂袁是“卖国贼”，主要是说他为一己私利，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但事实并非如此。在“二十一条”中，最苛刻的是第五号条款。第五号共七条，主要的内容是要求中国中央政府各部门，都要请日本人顾问；所有重要地方的警察局由双方合办；中国的武器，最少一半以上要用日本军械，或者中国开工厂制造军械，必须用日本材料，请日本技术人员。袁对此批示，第五号的七条根本不用讨论，坚决不同意。其他凡涉及中国主权，也一律抵制。袁一面与日本虚与逶迤，一面暗中寻求外力支持。时任袁秘书的顾维钧，回忆外交总长每次与日使会晤后，都要化妆去见美国公使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和英国公使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秘密通报谈判内容。1915年2月15日，袁政府将拍照复制的“二十一条”全文英文译本，交给《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发表，公开日本的要求。“二十一条”曝光后，各国舆论哗然。列强政府纷纷向日本施压。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日本不得不撤除“二十一条”中最苛刻的第五号要求。5月7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要中国在48小时内答复，并威胁说日本军队已经蓄势待发，“如到期不受到满意之答复，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一直拖到5月9号，离最后期限前一个小时，北洋政府才签了字。所谓二十一条，实际上真正接受的只有十几条，而且经过谈判，作了不少修改。当时日强中弱，袁惟有忍痛签字。袁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苦苦与日本周旋，终于删除了其中最苛刻的条件，尽可能维护国家主权。

南北议和后，孙中山让位，袁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仍未改变中国四分五裂的状态。除了袁直接控制的北洋军阀外，中央政府徒有其名。袁担任总统后，制定《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致力建立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让各自为政的地方政权听命于中央。袁要求各省都督不得兼任省长，将军政和民政分开，军队直属中央，但遭各省军阀抵制而流产。袁认为无论是内阁制还是总统制，都无法使中国恢复中央集权制。袁毕竟是一个旧官僚，他的思想难免打上时代的烙印。1908年，摄政王载沣以袁“有足疾”为名，发布一道上谕，强迫位高权重的袁世凯退休。在皇权体制下，袁也不能反抗，最后还得上奏谢恩，连夜出京，狼狈如丧家之犬。因此，袁认为自己若能黄袍加身，就能以皇帝的名义号令天下。袁认为要中国统一，除了君主制外，别无他途。袁称帝并非如人们想的那样，纯粹因为个人野心膨胀。其实，他这样做也有重振中央集权的意图。但是，袁误判了国内外的形势，终因称帝而身败名裂。

袁世凯失败之因

袁之所以失败，有说是共和战胜了帝制，民主战胜了专制。但在袁称帝期间，没有出现民众大规模反袁的情况，所谓民主共和深入人心，本身就值得怀疑。中国实行了二千多年帝制，一夜之间没有了皇帝，民众反而不习惯。帝制已被推翻，共和又办不好，政潮迭起，乱象丛生。共和既无法解决问题，退回帝制又是死路一条，这正是当时中国面对的困境。其实，这是清朝灭亡后，中央政府欲以君主制的形式，重建中央集权制度的失败。秦朝创建中央集权制度，全凭战争与暴力；要巩固中央集权，也离不开中央强大的军事力量与官僚体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后，各地军政府变成独立自治的地方诸侯，不再听命于中央。因此，在辛亥革命后，要重建中央集权制度，没有强大的武力是办不到的。袁于1916年称帝时，既没有兵力削平各省诸侯，又无法真正控制北洋诸将，所以袁根本无力重建中央集权体制。为什么蔡锷只凭三千士兵，就击败手握十万大军的袁世凯？若非北洋诸将如段祺瑞、冯国璋等抵制袁称帝，是根本办不到的。至于陆荣廷、唐继尧等非北洋系的地方军阀，本来就与袁离心离德，只因师出无名，才迟迟没有兴兵反袁。待袁氏称帝，他们起兵讨袁，就名正言顺了。

袁世凯由一个声望甚高的改革家，沦为千夫所指的“窃国者”，这是他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假设袁不称帝，能在大总统任上统一全国，或提早死去，历史对他的评价就会正面得多。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