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底，美国科罗拉多州典华城（Denver或译丹佛）的大街上，有一个年近半百的中国人，挥舞着一份报章，跳来跳去，声嘶力竭地高声呼喊，直至泪流满面、面红耳赤，路人皆侧目而视。这个人手持的报章头条写着：“武昌为革命党占领”！这个发狂的人就是孙中山。当时孙的境况相当恶劣，大力资助他革命的哥哥孙眉已经破产；美国华侨也不买他的账。最后孙中山沦落到在餐馆里做杂工。

武昌起义成功，大大出乎孙中山的预料。事实上，武昌起义成功，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起义的日期原定是农历八月十五日，后因预备不足，改迟10天。然而，在八月十八日，革命党的机关被巡捕破获，党人名册也被搜去，于是在仓猝之间，革命党人决定在八月十九日（阳历10月10日）起事。辛亥武昌起义的领袖是新军的下级军官熊秉坤。他率队直入武昌，进攻总督衙门。总督瑞澄当即弃城出逃，新军统制张彪也随之出逃，于是文武官吏都弃城逃走了。经过一夜激战，革命军占据了武昌。革命党人临时强迫官阶较高、声望较佳的黎元洪为鄂军都督。因瑞澄、张彪庸懦无能，临阵脱逃，起义竟然侥幸成功，可以说是计划之外的革命。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身在美国，与策划和参与武昌起义的文学社与共进会，没有直接关联。这事实连孙中山本人都认为“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孙不仅对自己的英国教师康得黎（James Cantline）表示，对边缘化的国内政局“不介意”，而且他在接受美国记者访谈时，还宣告自己已经完成历史的使命。他说：“在中国人当中，有许多素养高尚之士，相信他们必能担负组织新政府的任务，他们早有精密的计划，使旧中国的王朝转变为共和国。”“不管我将成为中国名义上的领袖，还是将与袁世凯或其他人联合，对我都不重要，我已完成了我的使命。”

武昌起义爆发后，整整两个半月的时间内，孙中山一直不在中国。不过，武昌起义后，革命阵营已变得相当复杂。除了同盟会外，还有立宪派和旧官僚混迹其中。究竟应该选黄兴或黎元洪做大元帅，几股力量僵持不下，哪一方都提不出令各方满意的人选。此时孙中山回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当选临时大总统，黎被选为临时副总统，黄兴任陆军总长兼任参谋总长，授大元帅军衔，革命阵营的矛盾顿时烟消云散，可见孙中山声望之隆。

虽然辛亥革命爆发时，孙中山人在国外，没有亲身指挥武昌起义，但革命取得成功，孙的贡献仍然最大。为什么？因为历史是由各件事件相激相荡，不断积累发展的结果。若只摘取历史的片段，就无法客观全面地认识孙的不朽功勋。孙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是中国第一个职业革命家，第一个在中国燃起共和革命之火的先行者。无论革命遭遇多么严重的挫折，他都乐观奋斗，鼓励革命党人继续奋斗，决不放弃。鲁迅说他“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哪一件，全都是革命。”

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出现了很多革命组织，比较有规模的有兴中会、同盟会、华兴会、正气会、自立会、文学社、共进社、光复会、日知会等革命组织，这些组织大多各自为战。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在这些团体中，孙中山发起成立的兴中会影响最大。黎东方在《细说民国创立》一书中说：“兴中会成立以前，中国仅仅有过换朝代的革命组织。兴中会成立以后，中国才开始有了不以换朝代为目的，而以‘创建民国’为目的的革命组织。”

1894年11月24日，在美国夏威夷的首府檀香山，孙中山在一位叫何宽的华侨家中成立了“兴中会”。兴中者，振兴中华也。自鸦片战争以后，列强侵逼接踵而至，国运艰危。有志之士深感亡国灭种之患，逼在眉睫，于是苦思救亡图存之道。数千年灿烂辉煌的中国文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浩劫与奇变。列强不但船坚炮利，其他科学成就也远在中国之上，故西方文明严重地冲击了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孙中山为了救国，呼吁国人发奋为雄。他提出了《兴中会章程》。其中的第一条，规定“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他提出“振兴中华”四字后，“振兴中华”就成为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百折不回地追求的梦想。以孙中山为例，他长期在海外为革命筹款，曾遭多国驱逐；他在伦敦蒙难，被清朝公使馆绑架，险遭不测，但他的革命决心却始终坚如磐石，没有丝毫动摇。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概括了当时中国人对未来的期盼，是当时中国较先进的理论。三民主义的内涵相当丰富，简而言之，就是求中华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求人民直接掌握政权的民权主义，求民生幸福的民生主义。“三民主义”理论，推进了中华文化的近代转型。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是以儒学为核心，儒、释、道相容并包的文化体系。儒学自孔子首倡，经历两千余年的发展变化，到宋明理学，已达到顶峰，既失去了继续发展的动力，也无法适应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社会转型的需要。中华文化面临历史性的转折关头，近代有识之士，虽然努力为中华文化注入活力，但都无法使中华文化更新，未能形成理论体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第一个有完备的理论体系，推动中华文化的近代转型。

对孙而言，民族主义，乃是富国强兵的思想资源。基于这种认识，孙说：“民族主义就是人类生存的宝贝……民族主义便是人类生存的工具。”可以说，三民主义催生出了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自《三民主义》在1905年面世以来，曾经鼓舞了大批志士仁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为6年后辛亥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资源，其意义不能低估。

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抵达香港，胡汉民与廖仲恺到港迎接。胡认为袁世凯居心叵测，首鼠两端，建议孙留粤练兵，待机而动。孙说：“今日中国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此亦足开世界未有之例，何必言兵。”他知道袁世凯并不可信，但利用他推翻清廷，“胜于用兵十万。”事实上，孙的想法是深谋远虑的，让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比革命党人挥师北伐容易得多。用这种和平的手段收共和革命之功，可以减少很多人命损失；一旦中国结束帝制，走向共和，谁想复辟帝制，就难以得逞了。胡为孙的远见卓识所折服，命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之职，自己随孙北上。

12月29日，在南京的17省代表正式投票选举临时大总统，候选人有孙中山、黄兴、黎元洪3人，选举以每省1票为原则。虽然武昌起义时，孙不在国内，于选举前4天才回国，但孙以16票的绝对优势，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在这次参加投票的45人中，立宪派占多数。孙中山高票当选，表明孙当时威望甚高，连与革命派长期论战的立宪派，都承认他对共和革命的卓越贡献。虽然孙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只有45天，但他却是国共两党一致推崇，世界华人共同景仰的唯一革命家。有趣的是，孙当选临时大总统时，章太炎颇不以为然，他认为总统的位置，“论功应属黄兴，论才应属宋教仁，论德应属汪精卫。”总之，无论如何轮不到孙中山。但是章太炎的说法是相当偏颇的。共和革命成功，黄兴、宋教仁等人固然功不可没，但孙中山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诚如史学家唐德刚在《袁氏当国》所言：章太炎忘记了“论革命历史，论海内外声望，论建国学理，则应属孙文。”就是凭这三条，孙中山当选为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