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底，美國科羅拉多州典華城（Denver或譯丹佛）的大街上，有一個年近半百的中國人，揮舞着一份報章，跳來跳去，聲嘶力竭地高聲呼喊，直至淚流滿面、面紅耳赤，路人皆側目而視。這個人手持的報章頭條寫着：「武昌為革命黨佔領」！這個發狂的人就是孫中山。當時孫的境況相當惡劣，大力資助他革命的哥哥孫眉已經破產；美國華僑也不買他的賬。最後孫中山淪落到在餐館裏做雜工。

武昌起義成功，大大出乎孫中山的預料。事實上，武昌起義成功，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起義的日期原定是農曆八月十五日，後因預備不足，改遲10天。然而，在八月十八日，革命黨的機關被巡捕破獲，黨人名冊也被搜去，於是在倉猝之間，革命黨人決定在八月十九日（陽曆10月10日）起事。辛亥武昌起義的領袖是新軍的下級軍官熊秉坤。他率隊直入武昌，進攻總督衙門。總督瑞澄當即棄城出逃，新軍統制張彪也隨之出逃，於是文武官吏都棄城逃走了。經過一夜激戰，革命軍佔據了武昌。革命黨人臨時強迫官階較高、聲望較佳的黎元洪為鄂軍都督。因瑞澄、張彪庸懦無能，臨陣脫逃，起義竟然僥倖成功，可以說是計劃之外的革命。

武昌起義爆發時，孫中山身在美國，與策劃和參與武昌起義的文學社與共進會，沒有直接關聯。這事實連孫中山本人都認為「武昌之成功，乃成於意外。」孫不僅對自己的英國教師康得黎（James Cantline）表示，對邊緣化的國內政局「不介意」，而且他在接受美國記者訪談時，還宣告自己已經完成歷史的使命。他說：「在中國人當中，有許多素養高尚之士，相信他們必能擔負組織新政府的任務，他們早有精密的計劃，使舊中國的王朝轉變為共和國。」「不管我將成為中國名義上的領袖，還是將與袁世凱或其他人聯合，對我都不重要，我已完成了我的使命。」

武昌起義爆發後，整整兩個半月的時間內，孫中山一直不在中國。不過，武昌起義後，革命陣營已變得相當複雜。除了同盟會外，還有立憲派和舊官僚混跡其中。究竟應該選黃興或黎元洪做大元帥，幾股力量僵持不下，哪一方都提不出令各方滿意的人選。此時孫中山回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孫當選臨時大總統，黎被選為臨時副總統，黃興任陸軍總長兼任參謀總長，授大元帥軍銜，革命陣營的矛盾頓時煙消雲散，可見孫中山聲望之隆。

雖然辛亥革命爆發時，孫中山人在國外，沒有親身指揮武昌起義，但革命取得成功，孫的貢獻仍然最大。為甚麼？因為歷史是由各件事件相激相蕩，不斷積累發展的結果。若只摘取歷史的片段，就無法客觀全面地認識孫的不朽功勳。孫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是中國第一個職業革命家，第一個在中國燃起共和革命之火的先行者。無論革命遭遇多麼嚴重的挫折，他都樂觀奮鬥，鼓勵革命黨人繼續奮鬥，決不放棄。魯迅說他「站出世間來，就是革命，失敗了還是革命；中華民國成立之後，也沒有滿足過，沒有安逸過。……他是一個全體，永遠的革命者，無論所做的哪一件，全都是革命。」

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國出現了很多革命組織，比較有規模的有興中會、同盟會、華興會、正氣會、自立會、文學社、共進社、光復會、日知會等革命組織，這些組織大多各自為戰。但是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在這些團體中，孫中山發起成立的興中會影響最大。黎東方在《細說民國創立》一書中說：「興中會成立以前，中國僅僅有過換朝代的革命組織。興中會成立以後，中國才開始有了不以換朝代為目的，而以『創建民國』為目的的革命組織。」

1894年11月24日，在美國夏威夷的首府檀香山，孫中山在一位叫何寬的華僑家中成立了「興中會」。興中者，振興中華也。自鴉片戰爭以後，列強侵逼接踵而至，國運艱危。有志之士深感亡國滅種之患，逼在眉睫，於是苦思救亡圖存之道。數千年燦爛輝煌的中國文明，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浩劫與奇變。列強不但船堅炮利，其他科學成就也遠在中國之上，故西方文明嚴重地衝擊了中國傳統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孫中山為了救國，呼籲國人發奮為雄。他提出了《興中會章程》。其中的第一條，規定「是會之設，專為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他提出「振興中華」四字後，「振興中華」就成為中華民族的志士仁人，百折不回地追求的夢想。以孫中山為例，他長期在海外為革命籌款，曾遭多國驅逐；他在倫敦蒙難，被清朝公使館綁架，險遭不測，但他的革命決心卻始終堅如磐石，沒有絲毫動搖。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概括了當時中國人對未來的期盼，是當時中國較先進的理論。三民主義的內涵相當豐富，簡而言之，就是求中華民族獨立的民族主義，求人民直接掌握政權的民權主義，求民生幸福的民生主義。「三民主義」理論，推進了中華文化的近代轉型。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它是以儒學為核心，儒、釋、道相容並包的文化體系。儒學自孔子首倡，經歷兩千餘年的發展變化，到宋明理學，已達到頂峰，既失去了繼續發展的動力，也無法適應鴉片戰爭後，西學東漸，社會轉型的需要。中華文化面臨歷史性的轉折關頭，近代有識之士，雖然努力為中華文化注入活力，但都無法使中華文化更新，未能形成理論體系。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第一個有完備的理論體系，推動中華文化的近代轉型。

對孫而言，民族主義，乃是富國強兵的思想資源。基於這種認識，孫說：「民族主義就是人類生存的寶貝……民族主義便是人類生存的工具。」可以說，三民主義催生出了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自《三民主義》在1905年面世以來，曾經鼓舞了大批志士仁人為之拋頭顱，灑熱血，為6年後辛亥革命的勝利，提供了強大的精神資源，其意義不能低估。

1911年12月21日，孫中山抵達香港，胡漢民與廖仲愷到港迎接。胡認為袁世凱居心叵測，首鼠兩端，建議孫留粵練兵，待機而動。孫說：「今日中國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此亦足開世界未有之例，何必言兵。」他知道袁世凱並不可信，但利用他推翻清廷，「勝於用兵十萬。」事實上，孫的想法是深謀遠慮的，讓袁世凱逼迫清帝退位，比革命黨人揮師北伐容易得多。用這種和平的手段收共和革命之功，可以減少很多人命損失；一旦中國結束帝制，走向共和，誰想復辟帝制，就難以得逞了。胡為孫的遠見卓識所折服，命陳炯明代理廣東都督之職，自己隨孫北上。

12月29日，在南京的17省代表正式投票選舉臨時大總統，候選人有孫中山、黃興、黎元洪3人，選舉以每省1票為原則。雖然武昌起義時，孫不在國內，於選舉前4天才回國，但孫以16票的絕對優勢，當選為臨時大總統。在這次參加投票的45人中，立憲派佔多數。孫中山高票當選，表明孫當時威望甚高，連與革命派長期論戰的立憲派，都承認他對共和革命的卓越貢獻。雖然孫擔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只有45天，但他卻是國共兩黨一致推崇，世界華人共同景仰的唯一革命家。有趣的是，孫當選臨時大總統時，章太炎頗不以為然，他認為總統的位置，「論功應屬黃興，論才應屬宋教仁，論德應屬汪精衞。」總之，無論如何輪不到孫中山。但是章太炎的說法是相當偏頗的。共和革命成功，黃興、宋教仁等人固然功不可沒，但孫中山的貢獻是不容抹殺的。誠如史學家唐德剛在《袁氏當國》所言：章太炎忘記了「論革命歷史，論海內外聲望，論建國學理，則應屬孫文。」就是憑這三條，孫中山當選為第一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