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过去曾遭受无数次瘟疫的威胁，全赖先贤们在抗疫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牺牲，人类才能繁衍至今。那么古人的经验和智慧有否可以借鉴的地方？本文以一千年前的宋代社会为中心，浅述皇帝和地方官员如何帮助民众对抗瘟疫。

至和元年（1054年），当时的首都开封府瘟疫肆虐，太医呈上两只犀牛角予宋仁宗（1010－1063年）服用以避疫，其中一只是极为罕见的珍贵药材通天犀角。仁宗着紧百姓的安危，希望把通天犀角打碎，从而分发给民众用以和药。一位名叫李舜卿的宦官向仁宗进言，说通天犀角珍贵异常，应当留下供皇帝享用，仁宗却不以为然，谓“吾岂贵异物而贱百姓哉！”遂立刻命人把通天犀角打碎并分发给疫民。嘉祐五年（1059年），开封府再次爆发瘟疫，宋仁宗有见“贫民为庸医所误死者甚众”，遂下令翰林医官院选名医到开封府的属县为病人“审处其疾状”，且予之赠药。

皇帝在抗疫中以身作则，地方官员也上行下效。宋代大文豪苏轼（1037－1101年）在元祐四年（1089年）知杭州期间“岁适大旱，饥疫并作”，苏轼除了请朝廷减免上供米和减价卖常平米等措施以赈济饥民外，“又多作𫗴粥药剂，遣吏挟医分坊治病”。有见杭州是当时水路和陆路交通的中心，疫病更容易在该地蔓延和引致更多病人死亡，苏轼遂筹集二千缗钱，且捐献其私藏的五十両黄金作兴建和营运病坊之用，病者因此得以被隔离，从而阻止瘟疫在社会扩散。在苏轼的苦心经营下，杭州“活者甚众”。

与苏轼同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的曾巩（1019－1083年）在熙宁九年（1076年）知洪州时也“会岁大疫”。曾巩下令在洪州的属县和地区“皆储药以授病者”，且责成医官为他们视疾。对于那些因病未能自理生计的民众或军士，政府不但为他们提供住宿，还资助其饮食和衣物等生活必需品。有赖曾巩主导的防疫和纾困措施，洪州人得以渡过难关。

另一地方官赵抃（1008－1084年）在熙宁九年知越州期间，所面对的瘟疫，似乎比苏轼和曾巩的更严重。据曾巩在〈越州赵公救灾记〉一文中记载：“旱疫被吴越，民饥馑疾疠，死者殆半，灾未有巨于此也。”赵抃所采取的防疫措施与苏轼相类似，“为病坊，处疾病之无归者。”此外，赵还雇用了两名僧人，让他们在病坊里从事与今天护士相似的工作，照料病人的“医药饮食，令无失所恃”。赵抃更不惜自掏腰包，以私钱“给病者药食”。对于赵抃在抗疫方面的尽忠职守和无私奉献，曾巩称“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

在抗疫方面比赵抃更亲力亲为的还有田昼（1069－1113年）。他在政和年间（1111－1118年）知淮阳军时遭逢大疫，史称田“日自挟医，户问病者药之良勤”，每天带着医官到不同的病户，询问他们用药后的情况。或许由于操劳过度引致免疫力下降，田昼在不久之后即“遇疾卒”，在抗疫的路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综上所述，可知宋仁宗、苏轼和曾巩等“劳心者”为了拯救贫病交迫的百姓，不惜捐献出私藏的名贵药材和财宝。他们爱民如子的赤心和无私奉献的精神，绝对值得今天的统治者仿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