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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氏家训》(图片提供:张庆民/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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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家规古时称为家训、家戒、家约等。早在西周初年,周公开创训谕子孙之先例。如《尚书》记述,周公告诫长子伯禽修养德行,礼贤下士,不要恃位凌人,又劝谕侄儿周成王要知稼穑艰难,专注政事,节制欲望,切忌放纵。这些就是周公对家族成员的训示。家训可以说是传统伦理道德的家庭教育教材。

 

春秋战国时期,周室衰微,诸侯割据称雄。各国为了争霸,盛行养士之风,形成士大夫阶层崛起。当时的士人家庭为了树立家声,对家训尤为重视。例如孔子曾教导儿子要学习《诗》、《礼》,因孔子认为这个时代,人们重视礼仪、重视为人处世的行为规范;楚国令尹孙叔敖母亲勉子立德行善;孟母断织,教导儿子要好好学习。秦统一中国后,因焚书坑儒的关系,能保留下来的家训较少,仅能在竹简中看到“父盗子、不为盗”、“子盗父母,父母擅杀”等内容。

 

汉代,儒家文化再次成为主流思想,人们再次重视立身修养。西汉太史公司马谈所撰的《命子迁》、刘向的《诫子欲书》都是著名家训篇章。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成为流传至今的家训名篇。颜之推一生历仕四朝,饱历沧桑。故此,他在编撰家训时,尤其注重延续家业。当时世家大族的优越地位,除了反映在高官厚禄的身份地位之余,还标榜家学和家礼。因此,《颜氏家训》教导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又兼论字画音训,并考正典故,品第文艺 。《颜氏家训》强调治家在于上行下效,对家庭伦理的阐释,较倾向指导性的提示。例如,颜之推认为“后娶”会造成父子隔阂、兄弟仇视,实为“门户之祸”,但他却没有提出解决办法,也没有说明具体规范。

 

唐宋时期,世家大族逐步瓦解,科举制度日趋完善,中国传统家训文化开始大众化,已不再是名门望族的独有之物。当时的家训重视严谨的家法门风,如北宋政治家司马光的《家范》,就是教导子孙要治家以礼,对家庭成员制定严格而明确的行为规范。如卷八《妻》指出:“其或纵悍戾,训厉禁约而终不从,不可以不弃也。”另外,朱熹的《朱氏家训》,教导子女要遵守儒家的道德规范,如“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具体地将儒家思想运用于家庭教育和家族准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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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山公园内千佛寺千佛碑林石刻“朱子家训”(图片提供:杨兴斌/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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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以来,家训的功能虽然是“整齐门内”,但却不限于“提撕子孙”,而是增加了惩罚的机制。如元代郑太和的《郑氏规范》指出:“卑幼不可抵抗尊长,其有出言不逊,所行悖戾者,姑诲之,诲之不悛者,则重捶(杖击)之。”

 

明清时期,家训内容加强了国家权力的重要。如明代《休宁范氏族谱》开首便是“圣谕当遵”,申明了明太祖的《圣训六言》,在阐述宗族规条之后,加上一句“总之皆遵圣谕之注脚”,强调所有的规条都以圣谕为宗旨。另外,明代嘉靖年间,广东佛山冼桂齐制定《冼氏家训》,为免日后之争,主动向官府申请备案。后来,广州知府下达批示,正式颁布《冼氏家训》,并要求冼氏把家训县挂在祠堂的墙壁,垂示子孙。

 

家族把圣谕写进家规,又寻求官方认可,都是为了提高家训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以增强对家族众人的约束力。同时,民间的家训一般都符合官方的价值取向,而地方政府在施政时又需要宗族的支持,故此,地方官员一般都愿意配合。家训得到官方认可和支持,变相成为国法的补充,约束力更见提升。如明代徽州歙县的《朱氏祠志》,得到县令的批示,对于违反家规的子弟,族长有权指名送交县府,“以不孝论罪,决不轻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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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载日期:
2022年0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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