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家規古時稱為家訓、家戒、家約等。早在西周初年，周公開創訓諭子孫之先例。如《尚書》記述，周公告誡長子伯禽修養德行，禮賢下士，不要恃位凌人，又勸諭侄兒周成王要知稼穡艱難，專注政事，節制欲望，切忌放縱。這些就是周公對家族成員的訓示。家訓可以說是傳統倫理道德的家庭教育教材。

春秋戰國時期，周室衰微，諸侯割據稱雄。各國為了爭霸，盛行養士之風，形成士大夫階層崛起。當時的士人家庭為了樹立家聲，對家訓尤為重視。例如孔子曾教導兒子要學習《詩》、《禮》，因孔子認為這個時代，人們重視禮儀、重視為人處世的行為規範；楚國令尹孫叔敖母親勉子立德行善；孟母斷織，教導兒子要好好學習。秦統一中國後，因焚書坑儒的關係，能保留下來的家訓較少，僅能在竹簡中看到「父盜子、不為盜」、「子盜父母，父母擅殺」等內容。

漢代，儒家文化再次成為主流思想，人們再次重視立身修養。西漢太史公司馬談所撰的《命子遷》、劉向的《誡子欲書》都是著名家訓篇章。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顏之推的《顏氏家訓》，成為流傳至今的家訓名篇。顏之推一生歷仕四朝，飽歷滄桑。故此，他在編撰家訓時，尤其注重延續家業。當時世家大族的優越地位，除了反映在高官厚祿的身份地位之餘，還標榜家學和家禮。因此，《顏氏家訓》教導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時俗之謬，又兼論字畫音訓，並考正典故，品第文藝 。《顏氏家訓》強調治家在於上行下效，對家庭倫理的闡釋，較傾向指導性的提示。例如，顏之推認為「後娶」會造成父子隔閡、兄弟仇視，實為「門戶之禍」，但他卻沒有提出解決辦法，也沒有說明具體規範。

唐宋時期，世家大族逐步瓦解，科舉制度日趨完善，中國傳統家訓文化開始大眾化，已不再是名門望族的獨有之物。當時的家訓重視嚴謹的家法門風，如北宋政治家司馬光的《家範》，就是教導子孫要治家以禮，對家庭成員制定嚴格而明確的行為規範。如卷八《妻》指出：「其或縱悍戾，訓厲禁約而終不從，不可以不棄也。」另外，朱熹的《朱氏家訓》，教導子女要遵守儒家的道德規範，如「父之所貴者，慈也；子之所貴者，孝也。」具體地將儒家思想運用於家庭教育和家族準則上。

唐代以來，家訓的功能雖然是「整齊門內」，但卻不限於「提撕子孫」，而是增加了懲罰的機制。如元代鄭太和的《鄭氏規範》指出：「卑幼不可抵抗尊長，其有出言不遜，所行悖戾者，姑誨之，誨之不悛者，則重捶（杖擊）之。」

明清時期，家訓內容加強了國家權力的重要。如明代《休寧范氏族譜》開首便是「聖諭當遵」，申明了明太祖的《聖訓六言》，在闡述宗族規條之後，加上一句「總之皆遵聖諭之注腳」，強調所有的規條都以聖諭為宗旨。另外，明代嘉靖年間，廣東佛山冼桂齊制定《冼氏家訓》，為免日後之爭，主動向官府申請備案。後來，廣州知府下達批示，正式頒布《冼氏家訓》，並要求冼氏把家訓縣掛在祠堂的牆壁，垂示子孫。

家族把聖諭寫進家規，又尋求官方認可，都是為了提高家訓的合法性和權威性，以增強對家族眾人的約束力。同時，民間的家訓一般都符合官方的價值取向，而地方政府在施政時又需要宗族的支持，故此，地方官員一般都願意配合。家訓得到官方認可和支持，變相成為國法的補充，約束力更見提升。如明代徽州歙縣的《朱氏祠志》，得到縣令的批示，對於違反家規的子弟，族長有權指名送交縣府，「以不孝論罪，決不輕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