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之后，无论是纳税人还是收税方，都持有该笔税收的完税凭证，以备税务稽查。在中国古代，同样出于书写载体、人工书写等技术性原因，从先秦到唐代，完税凭证只以官府的税收会计文书为依据，收税方基本上没有给予让纳税人保存的完税凭证。

例如，1996年10月，在长沙走马楼发现了十万多枚的三国孙吴简牍，从中看到孙吴官府仓库收入的原始凭证是竹简制作的“莂”。这种“莂”一式两份，一份由仓吏、库吏持有，另一份“别莂”由交纳人带回，再交给所在的县署或者乡吏保管。有一支收纳“依户出钱”这一税收的“别莂”，背面写道：“入钱毕，民自送牒还县……。”另一支的背面写道：“入钱毕，民自送牒还县，不得持还乡典、田吏及帅。”说明这种“别莂”是仓库出具的完税凭证，但是限定交纳人要送交所在的县署，不得交给乡吏保管。由此可以推知，在其他税种的完税场合，此类作为完税凭证的“别莂”也可以交给乡典、田吏等保管。走马楼吴简有一种《嘉禾吏民田家莂》，就是乡吏根据所收到的“别莂”，按乡汇总造册的完税凭证。再如，新近发现的北凉（公元397-460年）计口出丝的文书残件，上面先按户主姓名开列该户的人口总数，再合计若干户出丝若干斤两，最后标注交税人的姓名。这种完税文书虽然不是发给每个纳税人的，但可以作为纳税人完税的官方凭证。

纳税人本人未能持有完税凭证，这给予贪官污吏贪赃枉法、税外加税可乘之机。例如，唐代税务一直存在着严重的“摊逃”之弊。摊逃，就是地方官吏把逃亡的纳税人所欠税额摊征于他的亲戚或邻居身上。显然，被“摊逃”的亲邻拿不出已经完成自己名下的纳税义务的书面凭证，是官吏有恃无恐地肆行摊逃的税务原因之一。

随着制纸业和印刷术的显著进步，为了保护纳税人的权益，整饬税务吏治，给纳税人发放完税凭证势在必行。据宋人所见，五代十国的吴越国和南唐，已经向纳税人发放收纳“产钱”的完税凭证，名为“税帖”。到了宋朝，仓场必须给予纳税人本人完税凭证，成为规范的税务制度。按法令规定，纳税人交纳田赋时，官方经手人要填写一份“户钞”，让纳税人收执，作为个人的完税凭证。《庆元条法事类》卷四对“输纳税租钞”即户钞的书写格式有明确规定，要求逐一写明：某县某乡某村某色户，某人姓名，送纳某年夏或秋某色税或租物若干，若干纳本色，若干纳折某色，若干耗，年月日。

宋朝纳税人持有了官方发给的完税凭证，对于减少不法官员、胥吏的重复征税有一定作用。例如，宋朝诗人范成大的《催租行》一诗，以纳税人的口吻，描写一名已经喝得有点醉熏熏的里正，以催缴欠税为名，闯入一家农户敲诈钱物，不料户主拿出完税的户钞。里正不甘空手而归，改口称自己是来喝酒求醉的。户主只得打破积攒零钱的袋子，拿三百文钱送给他充当“草鞋钱”。这家农户额外支付了三百钱，但比起重复交税毕竟要好得多。

明代发给纳税人持有的完税凭证的形制进一步改善。例如一条鞭法之前发给每一个纳税户的“均平由帖”，在纳税人完纳之前是纳税通知书；纳税人完税后，收税方要在上面“填注纳银数目、日期，掌印官亲批‘完纳’二字，用印钤盖，付还备照。”这就成了完税凭证。实行一条鞭法改革之后，例如合肥县发给各个户长的“门由”，也兼有纳税通知和完纳凭证两项功能。门由的开头刊印知县胡氏的告示，说明设立门由的目的和用途，接着开列该户应税的项目和数量，最后写道：“右票给付户主 准此 万历元年 月 日 司吏薛朝兴承”。明人说：“国家立由票，一付县，一付纳户，一付征输者，铃印，呼‘蝴蝶由票’。”可见明朝官方制作的完纳凭证已经有了与现代三联单颇为相近的形式。

清朝官方给予纳税人的完税凭证称为“截票”。它开列该税户应交的地丁钱粮的实际数量，分为10限，每限交纳1/10，每完纳一限就裁截一段，官方盖印其上，从盖印处分为两半，官民各执一半。“截票”是当时就其使用方式而言。由于“截票”把10限之票串连在一起，也被称为“串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清朝把一式两联的截票改为一式三联，一联为票根，完纳之后存于州县；一联由征收经手人员留存，作为缴纳钱粮时注销和入帐的会计凭证；一联给为纳税人执照联，由纳税户收存。

中国古代官方给柔顺纳税人的完纳凭据，从宋朝开始制度化，形制逐渐趋于完善，不失是防范贪官污吏对纳税人作税外加征的税务技术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