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如何保障依法治税就开始形诸法律。例如，关于税则和税务违章，出土的战国晚期秦国简牍《田律》、《徭律》就有相关内容。汉承秦制，出土汉简西汉吕后《二年律令》中，“田律”、“户律”也有类似的内容。

秦汉以来，随着由律、令、格 、式四种法律形式构成的中华法律体系逐渐成型，国家税收法制建设不断取得成果，一方面表现在作为国家行政法的《令》之中，另一方面表现在作为刑律的《律》之中。流传至今且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国家税收法制建设的重大成果，是唐朝编纂的行政法典《唐六典》和刑律之书《唐律疏议》。

历时17年的编修，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最终完成的《唐六典》30卷，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行政法典。它在正文和注文中，保留了唐朝前期税收法制化建设的历史沿革和本朝制度规定的许多资料。例如，它在注释《令》这一类别的篇目由来时，指出西晋编撰《令》40篇，其中关于税法的有《户调》和《复除》两篇；隋文帝开皇年间编撰《令》30卷，其第24卷是《赋役（令）》。唐朝前期的《赋役令》篇目即沿用其名。《唐六典》不仅收录了租庸调制、地税、税钱等国家税种的税制内容，对税收管理体制也有详细的规定，包括中央主管税收事务的部门和官员的职责，各级地方官吏的税收征管职责。

税务违章处理是依法治税的关键。唐朝法律对税务违章的处理规定见诸《唐律疏议》。唐高宗永徽年间（公元650-655年）编纂完成的《唐律疏议》，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内容保留完整的刑律。其中用“疏议”的形式对如何理解和执行律文加以解释，使司法更具可操作。该书的《户婚律》、《厩库律》，有不少有关税务违章的处理规定，既包括纳税人的税务违章处理，也包括税务官吏的税务违章处理，成为唐朝前期依法治税的法律依据。例如，关于如期如数完税，该书卷13的一条律文，先针对纳税人违章作出规定：“户主不充者，笞四十。”对此，“疏议”解释说：“百姓当户，应输课税，依期不充，即笞四十，不据分数为坐。”就是说，有应纳税人口的户籍，如果出现未能如数如期完税的情况，户主而非纳税人本人要受鞭笞四十下的刑罚。接着针对税务官吏违章作出规定：“诸部内输课税之物，违期不充者，以十分论，一分笞四十，一分加一等（州、县皆以长官为首，佐职以下节级连坐）”对此，“疏议”先解释正文，说：“‘输课税之物’，谓租、调及庸，地租，杂税之类。物有头数，输有期限，而违不充者，以十分论，一分笞四十。假有当里之内，征百石物，十斛不充笞四十，每十斛加一等，全违期不入者徒二年。州、县各以部内分数，不充科罪准此。”接着解释注文“州、县皆以长官为首”一句，指出：“刺史、县令，宣导之首，课税违限，责在长官。”

再如，针对税务官吏的税务违章，该卷另有一条律文规定：“若非法而擅赋敛，及以法赋敛而擅加益，赃重入官者，计所擅坐赃论；入私者，以枉法论，至死者加役流。”对此，“疏议”解释说：“依赋役令：‘每丁，租二石；调𫄟、绢二丈，绵三两，布输二丈五尺，麻三斤；丁役二十日。’此是每年以法赋敛。皆行公文，依数输纳；若临时别差科者，自依临时处分。”

《唐律疏议》不仅成为宋元明清历代王朝制定刑律的蓝本，对亚洲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制定法律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例如，日本的《大宝律令》不仅十二篇目、次序与唐律相同，许多文句都与唐律一模一样。可见《唐律疏议》对于这些国家的税收法制建设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后，元朝的《元典章》、宋朝的《庆元条法事类》、明朝的《明会典》、清朝的《清会典》等，都是包括监督依法治税内容在内的国家法律文本。例如，宋朝的《庆元条法事类》卷47《赋役门》，以“揽纳租税”、“拘催租税”、“受纳租税”、“违欠租税”、“阁免租税”、“匿免租税”等分别立目，辑录有关纳税人纳税义务、税务违章处理以及税务官吏的职责。当中税务违章处理的敕、令、格、式，更方便监督依法治税时的参照执行。

当然，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就是封建君主专制体制，皇帝可以随意干预税收事务，破坏税收的法制规定。不过，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我们不能因此完全否定中国古代王朝有关国家税收法制化建设的努力和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