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0年），赋、税、役三者相互区分，是不同的赋役制度内容。这种三元结构的赋役制度的形成，和土地制度的变化相关。战国人孟子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他认为，夏、商（约公元前十七世纪-前十一世纪）、西周（约公元前1027-前771年）三代的农业税制先后采取过贡、助、彻三种形式，但都是对亩产量的分成。对孟子的说法，从汉代的经学家到今天的学者，一直存在不同的解释和评论，难有定论。

考虑到世界各国赋税起源和早期赋役形态的共同点，以及夏、商、西周三代农业生产力极其低下的状况，比较多的论者倾向于认为，夏代的贡，就是“任土作贡”，是贡纳形式的农业税。助、彻则与井田制的变化有关的另外两种农业税收形式。

古人说的井田制，就是像“井”字形的方块田。在农村公社阶段到文明社会早期，土地属于公有，农村社会成员可以平均分得一定数量的土地，过了一年或两三年又重新分配一次。为了便于分配，土地被划分成一个个等分。同时，出于耕种的需要，田与田之间要开沟灌溉和辟径行走，这种沟或径就是田界。如果取其中一部分来看，这些田地的界划就像汉字中的“井”字形，所以被形象地叫做“井田”。孟子对夏、商、西周三代井田制的分配和耕种方式作过理想化的描述，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意思是，在1里见方的土地上，以9个百亩为1井，其中100亩为公田，周围800亩分给8家作为私田。8家农夫（商代称为“众人”）必须首先共耕“公田”，然后才能耕耘“私田”。

事实上，三代的土地分配不可能都像井字这样规整。但是，孟子所指出的“公田”与“私田”之分，应该是井田制带有本质性的制度特征。“公田”与“私田”之分产生了特定的赋税力役形式，孟子称为“助”和“彻”。助，意思是耤、借，就是“借民力而耕公田”，指国家强制劳动者到公田上劳动，公田的农产品就是国家的税物。汉人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耤”字解释为“税”，就是基于这种理解。

西周末年，随着铁农具和犁耕的逐渐推广，农业个体生产力逐渐提高，以一夫一妇的个体劳动家庭作为基本生产单位逐渐成为可能。“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的耕种方式，日益成为个体农业经济发展的阻力，出现了“民不肯尽力于公田”的状况。公田杂草丛生，国家税收效益明显下降。这时，国家便不事先指定公田，而是到收获季节才临时指定收成好的一片田地作为公田。这就是“彻”，是从“共养公田”到“履亩而税”的过渡形式。

春秋战国时期，五口之家，治田百亩的个体小农经济显著发展。对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相当关注。如孟子说过，如果能分配有数口人的一个农家100亩田地，不妨碍他们从事生产，这一家人就可以吃得饱饱的了。李悝也向魏国君王建议，要对“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的小农家庭，采取保护政策。

春秋战国时期拥有一定数量田地的自耕农已经广泛出现，这使按亩计征农副产品作为税收成为可能。鲁国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初税亩”，就是以每亩田为征税对象，这也叫着“履亩而税”。这标志着以田亩面积或亩产量为计税依据的“税”（后代称为田租、田税、地税、田赋）制正式确立。随后，各国陆续也实行“税亩”制。

“赋”字从贝从武。从文字学来看，这种造字方式表明它的本义既与财物有关，又与军事有关。春秋战国时期，为满足军费需求，按田地或者按户征收纺织物、货币或马匹等的“赋”，也形成不同于“税”的另一个税种，后来被称为“户赋”。《汉书‧刑法志》称：“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强调了税和赋不同的征收目的。与此同时，力役的徵调也不再用于共耕公田，而只是兵役和徭役。孟子说：“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荀子主张“轻田野之税，省刀布之敛，罕兴力役。”他们都指出，战国时期税、赋、役三元结构的赋役制度已经形成了。

春秋战国时期税、赋、役各具形态，其重要区别在于征税对象和征收品种的不同。税以田地为征税对象，征收粮食；赋的征税对象经历了从按田地计征到按户计征的变化，征敛货币或纺织品；役以人身为征发对象，徵调的是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