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0-前220年），賦、稅、役三者相互區分，是不同的賦役制度內容。這種三元結構的賦役制度的形成，和土地制度的變化相關。戰國人孟子說：「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他認為，夏、商（約公元前十七世紀-前十一世紀）、西周（約公元前1027-前771年）三代的農業稅制先後採取過貢、助、徹三種形式，但都是對畝產量的分成。對孟子的說法，從漢代的經學家到今天的學者，一直存在不同的解釋和評論，難有定論。

考慮到世界各國賦稅起源和早期賦役形態的共同點，以及夏、商、西周三代農業生產力極其低下的狀況，比較多的論者傾向於認為，夏代的貢，就是「任土作貢」，是貢納形式的農業稅。助、徹則與井田制的變化有關的另外兩種農業稅收形式。

古人說的井田制，就是像「井」字形的方塊田。在農村公社階段到文明社會早期，土地屬於公有，農村社會成員可以平均分得一定數量的土地，過了一年或兩三年又重新分配一次。為了便於分配，土地被劃分成一個個等分。同時，出於耕種的需要，田與田之間要開溝灌溉和闢徑行走，這種溝或徑就是田界。如果取其中一部分來看，這些田地的界劃就像漢字中的「井」字形，所以被形象地叫做「井田」。孟子對夏、商、西周三代井田制的分配和耕種方式作過理想化的描述，說：「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意思是，在1里見方的土地上，以9個百畝為1井，其中100畝為公田，周圍800畝分給8家作為私田。8家農夫（商代稱為「眾人」）必須首先共耕「公田」，然後才能耕耘「私田」。

事實上，三代的土地分配不可能都像井字這樣規整。但是，孟子所指出的「公田」與「私田」之分，應該是井田制帶有本質性的制度特徵。「公田」與「私田」之分產生了特定的賦稅力役形式，孟子稱為「助」和「徹」。助，意思是耤、借，就是「借民力而耕公田」，指國家強制勞動者到公田上勞動，公田的農產品就是國家的稅物。漢人許慎在《說文解字》中把「耤」字解釋為「稅」，就是基於這種理解。

西周末年，隨着鐵農具和犁耕的逐漸推廣，農業個體生產力逐漸提高，以一夫一婦的個體勞動家庭作為基本生產單位逐漸成為可能。「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的耕種方式，日益成為個體農業經濟發展的阻力，出現了「民不肯盡力於公田」的狀況。公田雜草叢生，國家稅收效益明顯下降。這時，國家便不事先指定公田，而是到收穫季節才臨時指定收成好的一片田地作為公田。這就是「徹」，是從「共養公田」到「履畝而稅」的過渡形式。

春秋戰國時期，五口之家，治田百畝的個體小農經濟顯著發展。對他們的生產、生活狀況，當時的政治家、思想家相當關注。如孟子說過，如果能分配有數口人的一個農家100畝田地，不妨礙他們從事生產，這一家人就可以吃得飽飽的了。李悝也向魏國君王建議，要對「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的小農家庭，採取保護政策。

春秋戰國時期擁有一定數量田地的自耕農已經廣泛出現，這使按畝計徵農副產品作為稅收成為可能。魯國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初稅畝」，就是以每畝田為徵稅對象，這也叫着「履畝而稅」。這標誌着以田畝面積或畝產量為計稅依據的「稅」（後代稱為田租、田稅、地稅、田賦）制正式確立。隨後，各國陸續也實行「稅畝」制。

「賦」字從貝從武。從文字學來看，這種造字方式表明它的本義既與財物有關，又與軍事有關。春秋戰國時期，為滿足軍費需求，按田地或者按戶徵收紡織物、貨幣或馬匹等的「賦」，也形成不同於「稅」的另一個稅種，後來被稱為「戶賦」。《漢書‧刑法志》稱：「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強調了稅和賦不同的徵收目的。與此同時，力役的徵調也不再用於共耕公田，而只是兵役和徭役。孟子說：「有布縷之徵，粟米之徵，力役之徵。」荀子主張「輕田野之稅，省刀布之斂，罕興力役。」他們都指出，戰國時期稅、賦、役三元結構的賦役制度已經形成了。

春秋戰國時期稅、賦、役各具形態，其重要區別在於徵稅對象和徵收品種的不同。稅以田地為徵稅對象，徵收糧食；賦的徵稅對象經歷了從按田地計徵到按戶計徵的變化，徵斂貨幣或紡織品；役以人身為徵發對象，徵調的是勞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