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萨尔》是藏族人民创造的，在藏族地区流传久远。但是，真正认识她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她作科学意义上的研究，应该说国内起步比较晚，在这方面，西方学者要早于中国。中国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政府组织人力物力作了大规模的抢救、收集和整理工作。198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下达七号文件，对《格萨尔》工作进一步做了重要安排，并且由国家民委、文化部、广电总局、中国文联、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五部委同史诗流传的西藏、内蒙古、青海、四川、甘肃、云南、新疆等七省区成立了“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二十多年来，中国《格萨尔》事业从资料的抢救整理、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到成果的出版以及对外学术交流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历史上藏族学者对于《格萨尔》进行了广泛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国内汉族学者对于《格萨尔》的了解和研究，应该说是比较晚的。最早向国内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介绍《格萨尔》的，大概要算任乃强教授。他曾任四川大学教授，从事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重点是研究康区（原西康省）的社会历史。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任教授到康区实地调查时，发现《格萨尔》深受藏族群众喜爱，是一部“家弦户诵之书”，这引起他的注意，作了一番调查。回成都后，写了两篇文章，把《格萨尔》称之为“藏三国”。此后，刘立千先生于四十年代在成都翻译了《格萨尔》的前两部《天界篇》和《英雄诞生》。刘立千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和藏学家，对藏传佛教有很深的造诣。他的译文达到了很高的水准，这两个译稿，在经过四十多年后，才于八十年代正式出版。

国内读者真正了解《格萨尔》，并开展深入的学术研究，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代开始有计划地进行汉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但只正式出版了《霍岭大战》上部，这工作由于文化大革命的逼迫而停止。“文革”结束，在开展搜集整理的同时，进行翻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与搜集整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汉文版的翻译工作比较滞后。而《格萨尔》外文版的翻译，至今没有纳入议事日程。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出现过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全国藏族和蒙古族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采风”活动，取得了重大成绩。从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格萨尔》的研究工作，也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可喜局面。对于《格萨尔》的研究，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民间文学界和藏学界最活跃、成绩最突出的一个学术领域，《格萨尔》学已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国际学术界也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1985年，贾芝先生率领降边嘉措等为成员的中国民间文艺家代表团到芬兰参加《卡勒瓦拉》出版150周年，参观了芬兰文学学会的资料库，深受启发。回国后，经有关部门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了“《格萨尔》资料中心”。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格萨尔》资料建设的机构。近几年来，西藏、青海、甘肃等地区，也十分重视《格萨尔》资料库的建设。

国外学者从上个世纪即开始研究《格萨尔》。直到现在，延续一个多世纪，延绵不断。他们的学术视野比较开阔。其中成绩最突出、影响最深远的，应推法国和德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两位学者，特别值得一提，即法国著名的藏学家亚历山大莉亚‧大卫‧妮尔，以及法兰西学院教授石泰安，他们均是国际著名的汉学家，并且在《格萨尔》的研究方面最为独到及全面，反映出国外专家学者对中国这门艺术的研究是何等的专业及高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