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帝国在中国历史上达到鼎盛时期，经济、文化极其发达，与世界各国交往密切，对外贸易频繁，是当时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之一。已发现的隋唐城市遗址多达百处，体现了唐朝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的强盛；已发现的王室贵族墓葬及窖藏文物，也向人们展示了唐代工匠高超技艺。隋唐时期是佛教的黄金时代，至今保留的唐代寺院、石窟寺和造像遍布全国各地，著名的如法门寺地宫、敦煌石窟等，都成为研究佛教考古的主要资料。

虞弘墓

隋代虞弘夫妇的合葬墓于1999年被发现。根据墓志可知，虞弘是来自西域的鱼国人，曾在茹茹国为官多年，并出使过波斯、吐谷浑等国；入中原后，又历经北齐、北周和隋三个朝代，出任过多种官职，更曾在北周掌管来华外国人事务，是一个经历和身份都较为特殊的官员。墓葬中发现的仿木构建筑的汉白玉石棺，是一件融西域、中亚、西亚艺术于一体的精品。石棺内外均浮雕彩绘图像，内容极其丰富，有宴饮图、乐舞图、狩猎图、酿酒图、家居图、出行图等。图中人物皆深目、高鼻、黑发，有的还留着浓须和波浪形长卷发，外貌特征近似地中海地区的印度──地中海种族群，服饰、器皿、乐器、舞蹈以及花草树木等则近于波斯、中亚地区的传统艺术风格。除石棺外，墓中还出土了众多随葬品，主要有石俑、覆莲俑座、汉白玉石柱、汉白玉石灯及墓志、铜钱、陶片等。虞弘墓集各种文化于一身，将中原文化与西域以及中亚、西亚等各国文化融合在一起，为研究古代丝绸之路和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唐代陵墓及陪葬墓

唐代20座帝陵中的18座集中分布在陕西省乾县、礼泉、泾阳、三原、富平、蒲城六县，东西绵延百余公里。唐代帝陵自乾陵开始形成定制，多因山为陵，墓室在山南的半腰处，四周筑围墙，四面设门。二、三道门间置石刻群，第一道门外为众多的陪葬墓。18座帝陵内共埋葬了唐代19位皇帝和二百多位皇亲贵族以及勋臣。各陵以昭陵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扇形，极其壮观，堪称世界陵墓史上的奇迹。陪葬是唐代皇室埋葬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笼络人心、巩固政权的一种手段，墓葬数目相当可观。在乾陵的永泰公主、章怀太子和懿德太子三座陪葬墓内，发现了精美的唐代壁画，壁画内容具有浓厚的唐代宫廷生活气息。唐代陵墓及其陪葬墓的发掘，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高峰的大唐盛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何家村金银器窖藏

“安史之乱”给大唐王朝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人们为了躲避战乱仓惶出逃，匆促之中将众多珍宝掩埋地下，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无人知晓。何家村窖藏则于1970年偶然被发现。考古人员在两个陶瓮与一个虎头铺首提梁银罐中发现文物千多件，包括宝玉装饰、贵重药材、中外钱币、银铤、银板、银饼及各种金银器皿。其中，金银器皿270件，金器总重量298两，银器总重量三千九百多两，可谓唐代金银器的空前发现。这批珍宝多出自唐代宫廷，具有极高的价值，而且当中不乏重要的历史遗物。如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鸳鸯莲瓣纹金碗、蔓草龙凤纹银碗、双狐纹双桃形银盘、舞伎八棱金杯、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蔓草双凤纹银方盒等等，都是唐代金银器皿中的珍宝。何家村金银器窖藏就像一个唐代金银艺术的博物馆，向人们展示着充满蓬勃朝气的大唐盛世。

法门寺地宫

法门寺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城西125公里扶风县城北的法门镇。始建于东汉末年，唐代属皇家寺院，因在地宫中安置佛指舍利而成为佛教圣地，无数的珍宝随佛骨封闭于地宫之中。1981年法门寺塔在狂风暴雨中轰然崩塌，六年后人们开始对法门寺塔地基进行发掘。第一道石门打开之后，长长的甬道上铺满了厚厚的钱币，第二道石门前立著两块刻满汉字的石碑，详细记载了佛指舍利的由来、历代特别是唐代的供养盛况。整个地宫流光溢彩，陈设件件排列整齐，共发现金银器121件，瓷器16件（其中13件为秘色瓷），琉璃器20件，石刻文物11件，另有大量的铜、铁器、各种货币、丝绸、玉器以及佛教至宝佛指舍利及其宝函等。

其中，锡杖是佛教极其重要的法器，为佛教权威的象征。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迎真身双轮十二环鎏金银锡杖，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时代最早、等级最高、制作最精美的佛教法器，有“世界锡杖之王”之称。出土的佛骨舍利共有四枚，其中一枚为真身佛指，即灵骨；另外三枚为玉质佛指，即影骨。影骨是真身的复制品，又是真身的影像，仿造极为逼真，是唐武宗灭佛时，为保护真身舍利而制。安放其中一枚影骨的八重宝函是目前为止世界上发现最精美、层数最多的宝函，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佛骨的无限崇敬。另外，出土的一批金银茶具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时代最早、等级最高的茶具，堪称茶器中的国宝。它们反映了唐代茶道的兴隆，也用另一种方式向人们展示了当时的制茶工序。

敦煌石窟

敦煌石窟与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并称中国三大石窟。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水峡口下洞子石窟，肃北五个庙石窟和一个庙石窟，玉门昌马石窟。现已编号洞窟492个，壁画面积四万五千多平方米，彩塑三千余身。其中莫高窟位于敦煌县东南25公里处，开凿在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历时近千年。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塞，从汉代开始敦煌即在中西交往中起着桥梁的作用。敦煌石窟既有中西合璧的特色，还有各个宗教留下的印记。

1900年，道士王圆箓发现了隐藏的洞窟，里面堆满了卷子、绢画和各种佛教法器，这便是著名的敦煌藏经洞，这里保存了五万多卷从四到十一世纪的“敦煌文书”或“敦煌遗书”，包括社会文书、佛教经卷、绢画、刺绣、铜佛、法器等文物，内容相当广泛。然而当时这批国宝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和保护，引来了众多的外国寻宝者劫掠，许多资料散失海外。众多中外学者从最初对出土文献的研究，到对敦煌石窟、史地，甚至丝绸之路沿线出土文物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敦煌学。

库车龟兹遗址

库车是古龟兹的国都，位于塔里木盆地北缘中部，唐朝在此设安西都护府，使之成为安西四镇的核心。这里地处古代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是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交融的中心，也是中国与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等多种世界古文明交流的中心之一。考古工作者在龟兹发现了大批北朝至唐代的佛教寺庙和石窟遗址，以及在墓葬、城址中出土的丰富文物，证实了龟兹在丝绸之路上具有交通枢纽地位，以及中西文明、各个宗教的交汇点。龟兹发现的唐代安西都护府遗址是新疆地区最大的城址，城址中出土了与长安宫殿相同的建筑材料，在库木吐拉千佛洞中有不少壁画保留了中原地区的风格。这些现象证实了龟兹文化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唐朝时随着设立都护府而来的将士、官吏、商贾、百姓和僧侣等众多汉人迁入龟兹，在这里长期居住、生活，中原的汉文化随之而来。甚至在唐朝退出西域百年之后，汉民族的文化习惯仍然被龟兹的汉人所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