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在商代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商代统治阶级，经常祭祀祖先及神灵。其中一些重大的祭祀，要在专门的场所内进行，祭毕，将祭品就地挖坑掩埋，所以在殷墟发现了数千座祭祀坑，其中较重要的有以下几处：

一、王陵区祭祀坑。据粗略统计，祭祀坑总数在2,500座以上，历年已发掘1,483座。有人坑、兽坑、器物坑几种，当中以人坑最多。用于祭祀的死者，绝大多数为青壮年男性，但也有少数是女性和儿童。据研究，王陵区东区的祭祀坑，是商王历年祭祀其祖先的公共祭祀场所。

二、小屯北宫殿宗庙区的祭祀坑。在乙七基址的南部，发掘了131座祭祀坑，以人坑为主，还有车马坑五座，羊坑一座。乙七基址属宗庙性建筑，在其南的这一百多座祭祀坑，也当是商王祭祀列祖列宗的一个祭祀场所。

三、族墓地附近的祭祀坑。在后冈、大司空村、孝民屯南等地的族墓地附近也发现了一些祭祀坑，如后冈祭祀坑，坑内堆积分三层，均出土人体骨架，上层还出土了多件青铜礼器、陶器、成堆的海贝、谷物及烧焦了的丝麻织物。有研究推测，后冈圆坑，可能是后冈大墓墓主的后代祭祀其历代先人的遗存。

中国的人牲与人殉制度，是原始社会晚期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至商代晚期极为流行。人牲指的是用活人作为牺牲，用以祭祀祖先、神灵。人殉指的用活人为死去的氏族首脑、族长、贵族、君王等权贵人物殉葬。两者的含义是不同的。据黄展岳先生研究，人牲是供祖先、神灵“食”的，而吃敌人是古老的传统，所以用的是俘虏、仇人。人殉是供墓主“用（役使）”的，是墓主的“故旧”，如妻妾、侍卫、奴仆等。

殷人在祭祀活动中处理人牲、祭品的方法极多。据甲骨卜辞可知，较为常见的、并可与考古资料相印证的有伐、燎、坎、射等。

伐，其字形像以戈斩人首。西北冈王陵区祭祀坑中发现许多头骨和无头躯体，在不少人骨架的颈椎上还留下明显的用戈或刀砍伐的痕迹，表明当时处理这些人牲时，施行了伐祭。

燎，甲骨文的燎字作或，像以火烧木，火焰上腾之状。燎用作祭名，指烧柴以祭。在后冈圆形祭祀坑内，发现了木灰、灰烬及烧焦了的谷物、纺织品等，应是祭祀活动时，用木柴焚烧这些祭品所遗留的残迹。

坎（或释陷），像将人或兽埋于坑坎之中。王陵东区祭祀坑M222内，埋有身首全躯的儿童骨架五具，有的侧身蜷曲，有的俯身屈肢，有的上身直立双手向后，双腿跪着，各人头向不一，可能是被活埋。凄惨之状，令人目不忍睹，这是坎祭的写照。

射，在甲骨文中通常用于狩猎时以弓箭射动物，在祭祀时，有时也用之射人、射牲。在小屯南地、孝民屯、大司空村发掘过一些埋人或马的祭祀坑，在人骨的腿部、手部及马腿旁发现了铜镞，表明祭祀时是用弓箭将人、马射死后埋入坑内。

殷墟遗址的人牲遗骨，见于建筑的奠基坑，宫殿宗庙基址近旁的祭祀坑、王陵区及其某些族墓地内的祭祀坑，以及较大的墓葬里（发现于墓的二层台上、填土和墓道中）。后三种遗存中发现人牲的数量大，其性质是祭祀祖先的。在甲骨文中，有明确祭祀对象的人祭卜辞，也是以祭祀祖先为主，两者可相互印证。人牲一般是处死后入葬，有全躯葬，有躯体和头颅分开埋葬，个别也有活埋的。绝大多数祭祀坑的人牲没有葬具也没有随葬品，有随葬品的人牲数量很少。人殉发现于墓葬中，位于椁室、二层台、壁龛、腰坑内，均是全躯的。在椁室或二层台的不少殉人有随葬品，个别殉人还埋在棺里，其身份要比壁龛、腰坑内的殉人为高。

带墓道的大墓，墓内一般都有人牲与人殉，规模愈大的墓，人牲、人殉的数目愈多。如西北冈带四条墓道的1001号大墓有殉人90人，人牲74人。没有墓道的中型墓，大多没有人牲，但有殉人，殉人之数目一至数个，个别的墓，如妇好墓殉人达16个。小型墓不见人牲，大多无殉人，若有，多为一人。以上资料表明，其中有否人牲、人殉，其数目之多寡是与墓主人身份的高低有关。

殷墟祭祀坑或大墓中的人牲，早期数量多，以青壮年男性占绝大多数，晚期数量少，且妇女和儿童较常见。考古发掘与甲骨文的记载，大体是相符的。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应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即商代晚期，社会经济有较大发展，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所以统治阶级把战争获得的俘虏大部分用于农业或手工业生产中。

此外，兽牲与兽殉也相当常见。与人牲、人殉一样，兽牲与兽殉制度也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到商代晚期进入其鼎盛时期。商代晚期的殷都地区，牲畜业发达，家畜饲养的数量很大，且统治阶级喜爱田猎，每次大规模的田猎，捕获的野兽也较多。所以，在殷墟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兽牲与兽殉比人牲与人殉更为普遍。

殷墟墓葬中殉葬的动物有牛、羊、犬、马、猪、鸡等，以犬最为普遍，不论带墓道的大墓、中型长方竖穴墓及小墓，都常见用犬殉葬，只是因墓葬的规模不同和墓主身份高低的差异，使用的殉犬数目存在差别。这表明犬是殷人最喜爱的动物，希望牠在阴间也为主人作伴并担任警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