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贡举考试批阅试卷尚未有糊名制度，录取与否，主要决定于省试的主考官。在进士发榜之前，主考官要将录取名单呈送宰相过目，这时还可能出现更换人员、颠倒名次等情形。可见唐代取士，贡举主事官员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一般而言，唐代进士的取录标准不仅取决于应举人的试卷成绩，主考官往往会考虑应举人平日的文学名声，以及各方名人的推荐。

应举人为了加深主考官对自己的印象，于是到京师之后，纷纷将自己的文章写成卷轴，献给当时的达官贵人，请求他们为自己播扬美誉，向省试主考官加以推荐，以便藉由自己平日的文学成就及声望，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这种方式，当时称为“行卷”。行卷非常讲究，制作行卷的纸或绢要厚实，字要工整，行款也有一定格式，内容则多为诗赋及记传、序书。这种请谒行卷之风，在开元之后尤其盛行，正如白居易所说：“请谒者如林，献书者如云。”不过，也有很多达官贵人对应举人投献的行卷连看也不看，弃之一旁，任凭看门的仆人当废纸卖掉，充作“脂烛之费”。

座主门生的关系

唐代的取士大权，主要掌握在掌贡举的主考官手中。应举人贡举及第，称主考官为“座主”，自称为“门生”。这种座主、门生的关系最初只是一种礼仪名份上的关系，后来逐渐转变为一种提携和报恩的连带关系。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出现这种性质上的转变，是由于唐代中期以后，科举出身入仕者的比例不断增多，贡举逐渐成为入仕的正途，而朝廷对知贡举官的升迁更加优待，主考官往往在掌贡举之后不久，即超等升擢，甚至担任宰相。这样，主考官不但可以决定应举人及第与否的命运，并且在应举人及第之后还有能力在其仕途上加以提携，而门生因得到座主的提携而跻身高位，对座主的知恩和报答也是情理中事，于是就形成了以提携和感恩为纽带的座主与门生的关系。

当时社会舆论也把座主与门生之间看作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关系。门生一旦出了问题，座主往往受到责难；座主出了问题（如降职等），门生往往也会受到牵连。座主与门生的关系，也往往成为互相结为朋党的一种纽带。如杨嗣复与牛僧孺、李宗闵都是座主权德舆的贡举门生，因此“情义相得，进退取舍，多与之同”。当然，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只不过是一种现实利益关系，当座主受到朝廷重用，有权有势时，门生们便纷纷趋附在他的周围，以期得到提携；当座主一旦失势，能幸免于难的门生们往往远离座主，或者表面上应付一下，而并不实际做事。对座主能始终如一者，毕竟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