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贡举考试诸科中，以明经、进士两科规模最大，最受当时社会所重视。明经科是考士人对儒家经典及其注疏背诵和理解的程度；进士科的考试，主要则是考士人的诗赋造诣。由于进士科以诗赋作为取士的主要标准，诗赋贵乎创作，比背诵孤经绝句的明经困难。另外，应考进士的人数众多，平均每年及第者不过二十余人，比明经的录取人数少，可见进士及第极为艰难。当时有一句话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意思就是说30岁的人才考取明经科，算是年纪大的了，而50岁就考取进士，还算是年轻呢！这句话正说明了要考取进士科很难。唐代每次贡举，应明经、进士科的省试考生少则数百人，多则有两三千人。就录取名额而言，明经取士人数最多。虽然每次都不超过一百人，但也比进士的录取人数约为二三十人为多。

明经科

唐代明经主要指通两经者，并兼《孝经》、《论语》。其考试内容时有变动，但主要离不开先帖经，然后口试大义、答时务策三场试。实际上，它的取录标准是以帖经、口义为重，即考士人对儒家经典及其注疏背诵的熟练程度。明经科的第一场考试是帖经。所谓帖经，其形式有点像现代考试的填充题，它先将所习经书一页的两边都掩盖上，中间只留一行，裁纸为帖，每次帖三个字，让应举人答出所帖的文字，一般每十条答对五条或六条为“通”，即合格。口试大义是明经科的第二场考试，它也是从经书中提出一些问题，应举人按照经书的正文或注疏，直接口答。口试大义有时也会以墨义代替，其考试内容相同，只是墨义改为以笔写出答案而已。无论是帖经或口试大义，通常只要死记硬背经书正文或注疏就可以了，不一定真正了解经书的含义。因此通过帖经、口试大义的士人，往往难以应付接下来的答时务策的考试，所以很少人能通过明经试策。主考官也很少以试策成绩取人，而多以帖经、口试大义作为取录的标准。难怪唐玄宗在诏书上也说，明经考试“非选士取贤之道”。（《唐会要》卷75〈贡举上‧帖经条例〉）

进士科

唐代以进士科最为显贵，成为最为人所称羡的入仕途径，连贵为皇帝的唐宣宗也十分羡慕进士，以至于在宫廷中自题“乡贡进士李显龙”，把自己当成进士。进士科起初只试策，后增为帖经、杂文及试策三场考试。玄宗天宝年间，杂文改为专试诗赋，而进士应举人如果不擅长帖经，也可以用作诗代替，称为“赎帖”。于是，诗赋成为进士取士的主要标准。唐代很多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如王维、刘知几、陆贽、颜真卿、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杜牧等，都是进士出身。盛唐以后，即使位极人臣的宰相，如不由进士出身，“终不为美”，有所遗憾。因此，可以说唐代进士科之发达，与唐诗之兴盛是互为因果的。进士科的日益发达，尤其对唐代中后期诗歌的兴盛，起了促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