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6月，捷报频传。学生全部无罪释放，曹、章、陆下台，蔡元培续任北大校长，中国代表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就这次爱国运动的具体要求而言，可以说全都达到了。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学生运动中，可说是空前胜利。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运动的要求被广泛认同为正义的；二、当时公民社会的多元基础已经形成，尽管一再镇压，独立的大众传媒系统和民间社团依然敢于抗争，且声势日涨，致使统治者不能为所欲为。

1919年6月3及4日先后有近千学生被捕，绝大部分关在北大法科、理科两处。上海罢课、罢工、罢市的消息传来，军警突然撤退。为维护人身尊严，学生们发表声明：“要求集会、言论、出版自由不受限制。如这一要求办不到，宁肯饿死监狱中，决意不回本校。”在6月6及7日，教育部、总统府分别派代表劝他们回校休息，他们“议决现仍暂不出拘留所，以示要求罢免曹、章、陆之决心。”6月8日，学生们决定“效申包胥七日之哭”，轮流到总统府门前痛哭，才凯旋回校。

五四游行的第二天，交通总长曹汝霖递交了辞职书；6月9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亦步其后尘；驻日公使章宗祥则在6月初辞呈，徐世昌的态度是慰勉有加，竭力挽留，如说“该总长（曹）从政有年，体国公诚，为本大总统所深知。流言诋毁，致酿事端……务以国家为重，照常供职”，指陆是“勋勤夙着，未可以流言附会，致掩前劳……所请免职之处，着毋庸议”等。然而众怒难犯，6月10日，没等学生来总统府门前痛哭，准予辞职的命令已下达。

尽管安福系的政客想趁机夺权，可是蔡元培的威望实在太高，如不挽留，北京学生要总罢课，北大教职员和各大学校长要总辞职。政府只好转变态度。5月14日，徐世昌签发了挽留令。不过他们仍不死心，于6月初任命胡仁源为署理校长，又一次激起强烈反弹。国务院、教育部惟有致电兼派人面催蔡元培复职。蔡以不惩办学生为条件，放弃辞职，于9月12日回到北京。蔡元培离校期间，他所建立的教授治校制度，确一如其所料，足以维持学校正常运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计有36,941名华工到法国做工，还有一批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他们都密切关注着巴黎和会进程，一再要求代表团不能屈服。6月28日，眼看和约快要签字，华侨们把代表团住所团团围住，不准代表赴会签字。他们甚至扬言：“谁出门，就扑杀谁”。有的人还主动报名偿命，排好名单，杀了一个敢签字的代表，便有三个人愿意偿命！与此同时，代表团先后收到国内发来的七千通要求他们拒签和约的电报。这些均形成非常强大的压力。中国代表也不是天生卖国贼，大都反对签约。首席代表陆征祥5月14日给外交部的电报说：“国人目前之清议可畏，将来之公论尤可畏”，“祥1915年签字在前（指奉命署“中日二十一条”），若再甘心签字，稍有肺肠，当不至此”，后更以旧病骤发为由住进医院。顾维钧也坚决反对，说：“山东形势关乎全国，较东三省利害尤巨。不签字则全国注意日本，民气一振。签字则国内将自相纷扰。”6月28日，是和约签字的最后时限，中国代表团“公同决定，不往签字”。事后，政府不签字的指示才传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