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走在最前的，是以全国各地学生联合会为首的学界。1919年5月5日北大成立了学生干事会，第二天便组织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在各地纷组学联的基础上，全国学生联合会6月16日在上海成立。商界也不甘后人，一直与学界联手。5月3日，北京总商会致电上海总商会和各报馆、团体，请致电巴黎和会，力争山东问题，并嘱中国代表万勿签字。5日他们又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实力赞助学生。6月3日以后，运动重心转至上海，商界罢市和表示不纳税，对统治者威胁很大。

一批热血青年在这场运动中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5月7日北大学生、广东人郭钦光因游行时过于激愤呕血逝世。清华学生徐曰哲则因忧愤加上街头演讲过劳而死。北大毕业生周瑞琦忧国积愤，投河自尽，遗书说：“一死以作诸君之气”。在北京各界为他们举行追悼大会时，商店下半旗，五千到会者在遗像和“力争青岛，死重泰山”八个大字前齐声痛哭。全国各地也纷纷为他们举行追悼大会，这些活动成了激励学生把爱国运动进行到底的誓师会。

北京各大学的校长们一直站在学生一边。5月5日，14位校长开会，派蔡元培等7人营救学生。翌日他们奔走员警厅、教育部、国务院、总统府之间，要求保释学生但遭拒。至7日在全国压力下，这32名学生才获释。9日，蔡元培辞职抗议，离京南下，留下一则启事：“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请了几个比较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就算‘洪水猛兽’了……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

捍卫国家主权是正义的事，已经远超新旧文化之争的范畴，好些反对新文化的人士也反对出卖国家主权。军阀、官僚反对卖国者也多，连安福系的头子王揖唐也表示“无论如何不能签字”。陆宗舆家乡民通过决议，以后不承认他是海宁人。甚至各地“花界”（合法营业的妓女）也表示要毋忘国耻，抵制日货，量力捐助，尽国民天职。这场由学生引发的爱国运动，在爱国还是卖国的大是大非面前，不少军阀也作了明智的选择。吴佩孚的态度堪作代表，他联合当时驻军所在的湖南各派将领，发表通电谓：“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盖青岛得失，为吾国存亡关头，如果签字，直不啻作茧自缚，饮鸩自杀也”，“今我国以存亡关系而不签字，各国当能见谅，必可留作悬案，为他日樽俎折冲之余地……慑服签字，是自认割赠，即成铁案”，“军人卫国，责无旁贷……惟恳我政府以民意为从违，以军心为依据，坚持到底，万勿签字。”

在粤的两广、云、贵、川的地方政府，一直反对签字。许多省议会和民间团体也一再发表声明支持学生。山东最有切肤之痛，行动比北京学生还要早，4月初就打电报给中国代表团，要他们维护主权；月中又派出两名代表到巴黎向和会请愿。4月20日，十万余人在济南开会，声明：“现闻我国军阀及二三奸人阴谋卖国……誓死抗争，义不反顾。”会后更派请愿代表常驻北京。6月19日，省议会、商会、学联等七个团体又派出85人的请愿团晋京面见总统请愿。曾在袁世凯政府任工商总长的著名企业家、前清状元张謇，给旧同事徐世昌、段祺瑞发了封电报，直指“亲日政策者，大总统（徐）建议，而芝泉（段）赞成之，曹章陆奉行之……订立此约之责任，固大总统与芝泉负之矣”，并责政府处事不当：“方事之起，政府以为党派作用，于是时而威吓，时而敷衍……今舆情激愤，全在外交失败，若外交问题不从根本解决，言乎威吓，适足损威；言乎敷衍，适足丧信……政府所恃以维持现状者，军警耳。军警宁非国民，岂无耳目，岂无心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