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献之（公元344—386年），字子敬，王羲之第七子，官至中书令，人称“王大令”。在东晋王氏家族中，精通书法者众多，可谓父子相传，兄弟切磋，众人勤学，互相传袭，这在中国书法史上不仅表征出书法自觉时代，而且也呈现出群星灿烂的文化时代。王献之颇有乃父之风，潇洒倜傥，不拘世俗之礼。率性秉真，飘飘若惊鸿。王献之的婚姻悲剧使其生命之痛历千年而令人揪心。他的元配为表姐郗道茂（舅父郗昙之女），夫妻感情极深，后因皇帝选他为驸马，于是逼献之与郗道茂离婚，献之通过烧自己的脚而致残来逃婚，但是未能成功，无奈之下只得任命运摆布娶新安公主司马道福为妻。这无爱之婚姻，殊为痛苦！《淳化阁帖》里《奉对帖》，正是王献之离婚后写给郗道茂的信，痛贯心肝，身心交瘁，使得献之四十三岁而英年早逝。

王献之虽英年早逝，但书名与父亲齐名而并称“二王”，又同张芝、钟繇、王羲之合称为书中“四贤”。王羲之对献之期望很大，要求很严，亲自写《乐毅论》作为献之练字的范本，并积一生之书法艺术创作经验亲授爱子，以开启悟性并弘扬家学。王献之不负父望，才气英发，在父亲的教诲下书艺大进。幼年时，献之学书就极为凝神专一，世有其父拔笔未脱的传说。通过学习《乐毅论》而悟得笔法，写下了继承父亲书法风格的《洛神赋》，该书刚柔相济，虚和简静、挺直劲朗、宽绰灵秀，成为献之青少年时代的代表作。其书法后期兼取张芝，自为一体，以行书和草书闻名，而楷、行、草各体皆精。在继承王羲之内擫笔法之外，另创新的外拓之法而自成一家，令后世在二王书法夺鼎摘冠之争中，莫衷一是。在书法发展史上，王献之不满意于魏晋书法用笔过于滞重，结体古拙厚朴的形态，独辟蹊径，精研书势，以坚实的传统技法和戛戛独造的守正创新姿态，将汉魏以来的质朴书风转型为自然洒脱、典雅流便的大草书风，推进了中国书法文化走向自觉时代。

中国书法史上，曾经出现了“小王胜大王”的奇观──由晋末至梁代的一个半世纪，王献之的影响超过了王羲之。一直到唐代，唐太宗褒羲而贬献，书法史才重新将王羲之推到书圣的位置。宋齐之间将王献之推上了中国书法最高地位，声誉压倒其父羲之。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洎乎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王羲之书名在当时名倾一朝，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则居于王献之之后。梁武帝萧衍扭转这种尊小王贬大王的局面，率先推崇王羲之，认为“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搜集过二王书法作品达一万五千纸以上，并把当时书法座次“王献之──王羲之──钟繇”的排列，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一直到了唐代，唐太宗褒羲而贬献，书法史才重新将王羲之推到书圣的位置上去。其后，宋仁宗、宋高宗、康熙、乾隆等历代皇帝都以王羲之书法为中国书法正宗。由于对书法创新的巨大贡献，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被誉为“二王”，变古趋今，独步书坛。

如果仔细比较羲献用笔，可以看到：王羲之多用内擫笔法，并加以旋锋使转，方圆兼济，骨法森严；王献之则多用外拓转笔，大开大合，苍劲矫健。羲之内擫笔法重骨力而收敛含蓄，其书法具有中庸蕴藉的优雅之美；而献之外拓恣肆汪洋，拓张不羁，书法重筋力善绞锋使转而下，具有明朗宽博的豪宕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