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产生后，最初的主要功能是实用。春秋末期，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艺术化或装饰化，文字开始向书法发展，并最终成为具有典型东方气质的书法艺术。然而，书法艺术的发展和士人的生命历程是相呼应、相融合的。士人用他们的生命意识和文化情感创造了书法的千姿百态，他们的生命意识和文化情感，也在书法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在士人心目中，书法艺术得天地万物之灵秀，书法更重要的意义是书写心声。对于士人来说，书法同样有雅俗之分。黄庭坚说：“学书需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法才可贵。如果胸中无物，即使笔墨堪与钟繇、王羲之媲美，也只是一个俗人。”在这里，思想、胸怀、学问是根本，技巧并非最为紧要。所以，士人认为：书法，雅道也，若非通人志士，学无及之也。

“逸”即逃逸、逸出，其意为规范之外的自由状态或者脱离规范的自由行为。在中国古代文人书法史上，“逸”是一个极具文化意蕴的中心概念。唐代李嗣真在《后书品》中，将书法分为十等，“逸品”被置于最高等次。这一品评最能表现士人的情趣和追求。苏轼是中国文化史上书画“逸格”的大力推动者。他评唐人书法家，最为推崇颜真卿、柳公权、杨凝，原因在于他们不为唐法所困而自出新意。“逸有清逸，有雅逸，有俊逸，有隐逸，有沉逸。逸纵不同，从未有逸而浊，逸而俗，逸而模棱卑鄙者。”中国古代士人之所以以“逸格”为上，实际上包含着对“逸”的精神的仰慕。因此，士人书法的“逸格”、“不守常法”只是形式而已，最重要的还是通过技法上的“逸”来传达精神上的“逸”，由此安顿自己的文化生命。

“中和”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重要思想观念。“中”，即适中，中正，不偏不倚。“和”即和谐、协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儒释道三家都主张“中和”。这一思想传统体现在古典艺术中，便是“中和之美”。中国古代士人书法追求“逸”，也讲求“中和”。书圣王羲之创造了中国书法“中和之美”的高峰。王羲之的书法，不激不厉，平淡冲和，负阴抱阳，含文包质，温润秀雅，神韵悠然，炉火纯青，既超越北朝的粗俗，又超越南朝的柔媚，体现出情感性的优美和谐。王羲之的《兰亭序》与颜真卿的《祭侄季明文稿》，分别位居天下行书第一和第二的位置，成为中国书法“中和之美”的典范。

中国古代有“书如其人”之说，这是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书法是人的心灵和情感的外化。清人刘熙载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书如其人，首先书法和人格是联系在一起的。委琐之人，笔下难成磅礡气势；旷达之士，运笔自然豪放纵逸；清高之人，字必拙朴潇洒；屈节之人，字必媚俗流滑；胸无点墨者，则必然用墨无法。当然，书如其人只能是约略大概言之，绝不能绝对化。蔡京、秦桧、严嵩都是历史上的著名奸臣，但却又是书法大家。

文人绘画，始于魏晋，这是一个文人开始自觉的时代。魏晋以前，中国绘画是写实及功利性的。魏晋以后，随着文人绘画兴起，中国绘画分为两大支流，一支是功利、写实的宫廷绘画与民间绘画，另一支则是自娱、写意的文人画。在后来发展中，文人画日益壮大，最后竟占据中国传统绘画的主导地位。文人之绘画，一是以画养心，二是以画遣兴，三是以画写情，因此，他们不求形似，不求工致，不求实用，绘画对他们来说，只是“墨戏”而已。所以王维画到兴处不问四时，以致桃、杏、芙蓉、莲花同作一景。他画的《袁安卧雪图》，竟然有雪里芭蕉。明人曹昭言：“此乃得心应手，意到便成，难与世俗论也。”正如文人书法、文人弹琴一样，文人绘画也首先讲究人格和气韵。唐人张彦远说：“自古善于绘画者，莫非衣冠贵胄、逸士高人，非闾阎鄙贱之所能为也。”如果缺乏气韵，就是竭尽巧思，也只是如同画工作画，“虽曰画而非画”。他们的话语，虽然包含士人的高傲和偏见，但却也真实的道出了中国古代文人绘画的精神趣味。

然而，文人之绘画，不是光有澹雅气质和深厚学问就够了，还讲究眼光和惠识。汤贻汾说：“骚人高士虽然是适合绘画的人，但是，只有具备慧眼，而后才可以言画。”善于领悟的人，看到庭院中的一颗树，就可以想像千林；面对盆中的一座小山峰，就仿佛见到五岳。钝根者虽然阅历万里，笔下却无一笔生机，即使辛苦百年，也画不出什么好作品。所以，并不是博览山川，涉猎书史就可以知画。惟有文化素养、艺术素养交相混融，才有文人画的诞生。中国古代文人画因此达到较高水准，当然是不足为奇了。

苏轼是中国文化史上文人气质最为浓厚的横绝百代的大文豪之一。关于士人画，苏轼有全面论述，苏轼认为，“古来画师非俗士”，而所谓“士人画”则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写意而不是追求细节。第二，诗书画结合。第三，绘画中要有理想品格，要有理想美。第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苏轼自己绘画也是“笔酣墨饱，飞舞跌宕”。他自述道：“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其意趣、其追求，均由此可见。文人士大夫的书画天地，既包括“胸次洒落、寓物发兴”的“墨戏”，又包含情趣独到的书画雅赏。雅赏书画，从心者为上，从眼者为下，也就是北宋沈括所说：“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雅赏书画，还追求一种闲雅的氛围，如宋人袁文“平生无所嗜好，独于书画颇亦拳拳焉”。 书画雅赏，还讲究所用器具的雅致，无论是挂画于壁上的画叉，还是平铺以观书画的画案，都力求优雅脱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