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前的中英交往比较有限。地理大发现前，中国与欧洲的联系主要在丝绸之路上的宗教与商业往来。1267年，忽必烈派精通拉丁文的景教徒拉班‧扫马（Rabban Sauma）一路向西朝圣。朝圣的主要目的是联合欧洲基督教国家对抗中亚的伊斯兰诸国。经过四年时间，扫马一行抵达伊尔汗国（今伊朗一带）。继续向西朝圣的道路艰难曲折，由于当时的耶路撒冷已被信奉伊斯兰教的埃及人占领，扫马一行不得不绕过耶路撒冷长途跋涉继续西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扫马相继抵达君士坦丁堡、罗马和巴黎等地，也见到了法王腓力四世、英王爱德华一世与教皇尼古拉四世。这可以被视作“中英外交上的第一次接触”。与此同时，英国作家曼德维尔写成《曼德维尔爵士游记》，他将中国描述成一个富庶的国家。

通过地理大发现，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率先开辟了东西通商的新航路。在西葡已占得先机的情况下，英国人也不断探索着通往东方的航线。十七世纪上半叶，英国作家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从英国截获的葡萄牙商船上得到一本用拉丁文写成的介绍东方的书籍。他将书中关于中国的内容翻译成英文，收录至其于1599年出版的《英国的航海、旅行及发现丛书》在这部书中，哈克卢特较为详细地向英国人传达了诸多关于中国的信息。除了其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哈克卢特还特别提到了一些中国的农产品，包括稻谷、甘蔗、香料等。罗伯特‧博伊尔是英国著名的自然哲学家、物理学和化学家。博伊尔曾在东印度公司任职，在此期间，他对当时中国的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博伊尔对中国的兴趣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英国学术界对中国的态度，此时的英国学人向往着更充分地了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