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愈来愈多中国人有机会走出国门往英国去。斌椿（1804—1871年）是中国最早跨出国门的官员之一，他也是首位被英国女王非正式接见的中国官员。

1866年2月，为直接考察欧洲的情况，清政府接受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Sir Robert Hart，1835—1911年）的建议，由总理衙门主持派官员斌椿以及四名同文馆学生，跟随赫德出访欧洲九国，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专门为考察西方情况而出国远行。选用斌椿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他已在海关总税务司担任文案，与外国人打交道有一定经验。另一方面，很多清朝官员认为出使欧洲是一项苦差，只有斌椿乐于前往。

1867年，清政府首次派出考察团，对欧美国家作正式访问。由于缺少外交人才，又适逢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1820—1870年）结束在华工作，准备卸任回国，恭亲王奕訢建议由蒲安臣担任中国首任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带领中国官员志刚、孙家谷等，出访美、英、法、俄、比、西、意等国。此次考察团历时两年八个月，出访欧美共11个国家。通过考察，中国官员接触了新事物、新思想，也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介绍西方的新作品，如志刚的《初使泰西记》、孙家谷的《使西述略》、张德彝的《欧美环游记》等。

中国向西方国家派驻外交使节始于1876年郭嵩焘赴英。郭嵩焘（1818—1891年），晚清政治家，曾与曾国藩一同办洋务并组建湘军。郭嵩焘早年因办理洋务，对西方的制度、事物有一定了解。1876年12月，郭嵩焘从上海乘船赴英，1877年1月下旬抵达伦敦。驻英期间，除处理外交事务外，郭嵩焘还考察英国的政治、教育制度和社会文化。郭嵩焘将其见闻写成《使西纪程》，希望清人能更了解世界，然而在当时很多清朝官员看来，郭嵩焘的一些做法却是离经叛道的。

王韬（1828—1897年），晚清改良派思想家。王韬于1847年在上海结识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年）。麦都思对王韬颇为赏识，聘他在其创办的墨海书馆工作。王韬在墨海书馆工作13年，主要负责中文书籍的出版编校。王韬在英停留两年，期间与理雅格一同出行，继续协助其工作。他不仅与理雅格一起将一些中文经典译成英文，还利用西方天文学研究中国古代星象，著成《春秋日食辨正》、《春秋朔润至日考》。王韬还曾受邀赴牛津大学演讲，他用中文介绍仁爱之道，推崇中英友好，受到好评。王韬也因此成为中国在西方著名大学演讲的第一人。

黄宽（1829—1878年），中国首批留学生之一。他是第一个从欧洲大学毕业的中国人，也是中国第一位留英的医学博士。1857年，黄宽回到香港从医。1860年起，黄宽以西医的方法进行外科手术。作为当时亚洲医学的顶尖人才，黄宽将西方最先进的医学知识与实践方法带回中国，对中国的医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而对于其母校爱丁堡大学来说，黄宽至今仍是他们引以为荣的中国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