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内忧外患的晚清政府决定派遣由王公大臣、政府高官组成的政治考察团，赶赴欧美和日本等西方国家考察，为立宪做准备。因最终出洋的一、二品大员为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和顺天府丞李盛铎，这次考察史称“五大臣出洋”。考察团兵分两路，载泽等奉命赴日、英、法等国，而戴鸿慈、端方则赴美、德、意等地，其中德国和美国是考察重点，分别停留四十天左右，而其他国家则各逗留约十天。

1906年3月7日，考察团抵达柏林，开启了为期46天的德国之旅。德国方面对考察团极为重视，制定了详细的考察日程并给予全面支持。戴鸿慈、端方重点视察了德国的教育和军火工业，如位于埃森的克虏伯工厂和运河。除实业之外，两大臣也参观了帝国议院、法院、警察局、监狱等机构，记录了德国的政治制度。

回国后，两大臣向清廷提交报告，就德国从边陲小国崛起为欧陆霸主，击败法国，建立帝国的原因提出了三点看法：一为军国主义，德国军事开支巨大，举国上下推崇尚武精神，令行禁止。二是教育，尤其是初等义务教育，在德国国力增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三是先进的工业技术和生产体系，保证了德国“富国强兵”的基础。

五大臣对德国的考察提供了清末以后中国政府对德国的基本印象，一个成功国家的典范无论对清廷或是民国政府都有着极大吸引力，戴鸿慈和端方的报告体现了二十世纪初国人对德国认识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