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生命的认识是从实际生活经验而得的。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了自身的生存，早已懂得就地取材，利用各种自然资源作为食物、医药和日常生活所需。这样就开始了古人对各种动植物的探索历程。中国古代生物学的知识是在这样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得以积累。

古人十分重视生物学知识，并将这些知识分类记录。普遍的分类是将动植物具体地分为草、木、鸟、兽、鱼、虫等，因此生物学在古代被称为“鸟兽草木之学”，就是现代所谓的普通生物学。他们将这些观念记录下来，并最终成为了今人宝贵的精神财富。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生物学的萌芽时期。中国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献《诗经》（距今二千五百多年）就包含了大量的植物学知识。

为了认识和辨别各种生物，古人很早就注意生物的形态。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朝甲骨文（距今三千多年） 是典型的象形文字，它生动地展现各种生物的特点。例如“草”字，形象地表现了植物茎上长着两片叶子。“果”字则表现为一棵树上长着一些圆形的果实。古人认为动物是相对于植物而言的、会运动的生物。战国时期的学者荀子认为，动物的生物级别比植物高，因为二者虽然都有生命，但动物有知觉。因此，古人把鸟、兽、虫、鱼归类为动物。“动物”一词与“植物”一样，最早见于《周礼》（距今二千多年前）。至于菌类，由于未能凭肉眼观察菌的孢子繁殖和菌丝繁殖，因此古人认为这类生物是由“气”或“精气”生成。古人的“化生说”（一种生物由其他生物变化而来）也与此有关。

中国人很早也注意到生物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据说早在夏朝时，农业政事记述的著作 《夏小正》便记载了动物迁徙的规律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正月（夏历）的时候，大雁向北飞行，雉鸡振羽鸣叫，鱼类游上水面，鹰去鸠来等等，人们注意到生物繁殖和迁徙与气候的关系，并通过观测物候来安排生产活动。

对生命的认识，古人是从实际生活经验而得的。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初步总结了一些人体生理活动的规律，以说明疾病的缘由及其变化的原因。古人对遗传现象的认识也是很早的，因为这种现象很容易从人类本身的繁衍和周围其他生物的繁衍过程中看出来。当农作物开始被人工栽培时，人们已经有了最初的遗传观念，即所谓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但有关进化的观念则出现得较晚。

中国人民从远古以来，在长期的农、林、牧、副、渔和医药等实践中，积累了大量有关植物、微生物、动物和人体结构和功能等方面的知识，成为了中国历史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