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察举制度所产生的影响极为深远，其中最主要是在政治方面。察举制度有利于政治一统。中央政府统一发布选拔的科目，确定选拔形式，清楚列出各科考试内容，以及各科举主、被举者的身份地位等，造成从汉武帝以后政治一统的局面。地方不得擅自选人、用人，选拔官员必须在中央政府统筹下进行，辅之以赏罚政策。因此，汉代察举制度对国家政治运作的统一，起了推动作用。

察举制度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制，即强化皇权。汉承秦制，中央的三公九卿，地方的郡县长官，皆由皇帝任命，这是任官的集中统一。察举制从科目的发布到皇帝亲自“策试”，都由中央政府依照皇帝之意而行，这是选官的集中统一。

建立士人政府

汉武帝确立了完备的察举制度，明确指出政府选拔的人才是治儒学的士人。然后，逐渐立了各种察举科目。常科也好，特科也好，无一例外，要求被举者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即使是“勇猛”能征战者，也要知兵法。文化素养的核心内容是儒家的“经”。汉代读书人所治经学，范围较广，包括《诗》、《书》、《易》、《春秋》、《尚书》等，广义的儒家经典都包含在内。精通经学的人，有机会通过察举入仕做官，有政绩的能获提拔重用。所以自汉武帝以后，士人出身的高官显宦，比比皆是，他们进入政治权力中心，成为治国能手。汉武帝在位54年间，人才辈出，以文人为主的政府逐渐形成。

巩固皇室政权

春秋时期，百家争鸣，有利于学术发展。但是，各家对于治国安邦的策略思想，人言人殊。有的主张以礼为先，以仁为本；有的主张法制，有的主张清静无为……。正如董仲舒所说：“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这对于实行中央集权制──巩固以皇权为核心的政权，显然背道而驰。因此，汉武帝决意听从董仲舒的政治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学说统一知识分子的思想，树立学术权威。当然，董仲舒所主张的儒学，并非百分百的孔子思想，而是吸收了其他各家，如法家、阴阳家的成分，是一种“新儒学”。这种“新儒学”表现在察举制度中，就是各科皆以儒学为基础，又特立“明经”一科，以突出经学（儒术）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明经”的目的是要造就新的儒学大师，进一步巩固独尊儒术的国策。所谓“国策”，其实是皇室意志的体现。汉代选拔出一批以“明经”进身为博士的经学大师，如孔安国、贡禹等。东汉时，又规定“明经”者至太学进修一年，加以培养，造就精通经学的人才。所有这些，无疑对巩固汉家皇权起了极大作用。

奠定考试制度的基石

汉代察举制度，是举荐与考试结合的选官制度。被举者要通过考试才能录用。公府与州郡辟除之士、三署郎官、博士三科，以及博士弟子，也要经过考试。可见，任官、升职都免不了考试这一关。创立察举考试，打破了过去“世卿世禄”的世袭制，不但使国家能够选取大量优秀人才，参加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而且建立相对公平的竞争机制，使一部分出身平民的读书人，有机会在仕途上获得发展。最重要的是，察举奠定了考试制度的基石，开创了中国文官考试制度的先河。汉朝以后，隋唐以至明清的科举，考试已成为选人的基本手段，逐渐制度化及日趋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