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是位英明的皇帝，开明的君主。他认识到“非贤不理”，“用非其材，必难致治”，必须广任贤良，才能实现治世的道理。他还认识到必须广泛听取各种意见，不偏听偏信，才能成为一个明君。因此他十分愿意听取臣下的意见，并以勇于纳谏而闻名于世。

《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曾经问魏征：“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即多方听取意见才能辨明是非得失，若只听一方的意见，则容易愚昧不明。魏征并且举秦二世偏信赵高、隋炀帝偏信虞世基，终至危亡的例子，指出君主只要兼听纳谏，则不会被臣下蒙蔽，下情亦得以上达。唐太宗听后深以为然，时时注意听取臣下的意见。

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要修复洛阳干元殿。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谏言，要求停止这项劳民伤财的工程，认为在社会凋残之后，劳役疮痍之人，耗费亿万钱财，有甚于隋炀帝。太宗问他，你说我不如隋炀帝？那么和夏桀和商纣王相比呢？张玄素回答说，如果不停止，最后同归于乱，和桀、纣也是一样。唐太宗听后终于接受了他的意见，暂时停止了这项工程。唐太宗认为张玄素能以卑谏尊，坚持自己的意见，很不容易，因此赐予绢二百匹，以示奖励。事后，魏征也称赞张玄素：“张公遂有回天之力。”

唐太宗除了重用自己做秦王时的旧僚属房玄龄、杜如晦，还引用原来太子建成的幕僚魏征、王珪和韦挺等人。有一次，唐太宗要求大臣对朝政得失提出意见。中郎将常何提交了一份有二十多条意见的条陈表，太宗看了很欣赏，但他想到常何作为一个武将是写不出这些意见的，便问是谁替他起草的，当他从常何口中得知是马周代写的，便立即召见这位二十九岁的青年。在等待马周前来的期间，唐太宗更四次派人催促，显示出他求贤若渴。常何也因为“知人”而受到赐绢三百匹的奖励。但是唐太宗并没有让马周一步登天，而是先让他直门下省，后来又让他担任监察御史、中书舍人，十五年后才任命他为宰相。就这样，一批有才能、出生于普通家庭的士人及低下级官吏，被提拔到各级政府部门担任要职。

知人善任也是唐太宗用人的原则。魏征、王珪原本是太子李建成的属官，魏征更曾经劝建成及早除掉李世民，但太宗认为这是忠于所事，不仅没有报复，并且随着对魏征等人了解的加深，不断地加以重用，并于贞观三年提升他做宰相。唐太宗的旧臣对此很不满意，他回答说：“朕以天下为家，不能利于一物。惟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拒绝了旧部下担任高官的要求，只根据他们的才学与德行，分别授予不同的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