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坡的官場生涯中最大挫折可說是烏台詩案。元豐二年（1079年），東坡因作詩譏諷時事，遭遇了一場從天而降的文字獄，被監禁在汴京的御史台獄中長達一百多日，世人因而稱為「烏台詩案」。這案件涉及多少人？事發經過是怎樣？對東坡影響有多大？種種疑問一一釐清。

北宋黨爭嚴重，成為朝政主要絆腳石，新舊黨雙方以打擊對手為首要任務。新黨以王安石為首，舊黨有歐陽修、司馬光、東坡等人。東坡雖然不是舊黨中官位最高的人物，但他剛正不阿，直言敢諫，聲望甚高，因而成為打擊的目標之一，王安石甚至把他當作是司馬光背後的謀主。舊黨失勢後，司馬光等人絕口不言世事，東坡卻繼續抗議新法擾民，還在詩文中冷嘲熱諷，加上東坡的詩文名滿天下，具極大影響力，因此新黨之人認為一定要除去東坡這眼中釘。

御史中丞李定、監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亶等人把目標瞄準東坡，搜集他的詩文，羅織罪名，伺機告發他，藉此打擊舊黨一眾成員。首先指控東坡的是何正臣，他在元豐二年（1079年）六月二十七日上奏章指責東坡的湖州上表中有：「愚不識時，難以追隌新進，老不察事，或能牧養小民。」何正臣認為這兩句是愚弄朝廷之言，妄自尊大。他更攻擊東坡一向不滿朝政。

七月二日，舒亶和李定同日上章，繼續攻擊東坡，亦指東坡的詩句有譏諷新政之意，更指東坡譏諷的人是皇帝。舒亶惟恐這些挑撥說話不足以激怒神宗，便說：「臣獨知不知陛下何負於天下與軾輩，而軾敢為悖慢，無所畏忌，以至如是？」希望神宗「用治世之重典，付軾有司，論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為人臣子孝。」李定的奏章亦指東坡有四罪：「一是怙終不悔，其惡已著；二是傲悖之語，日聞中外；三是言而辯，行偽而堅；四是肆其憤心，公為詆訾。」他認為新政之所以未能全勝，都是東坡妖言惑眾所致。總之，在他們眼中東坡是十惡不赦，非殺不可之人。

上奏指控東坡的官員都知道神宗最忌諱兩件事，一是否定熙寧新政，因為新政是神宗登基以來最重要的治國方針，新政是神宗實現富國強兵的全部希望，如果否定新政，則神宗十多年來的治國心血便付諸東流；二是毁謗朝廷乃至皇帝本人，因為神宗自認為是個勵精圖治的有為君主，臣民絕對沒有理由對他冷嘲熱諷。李定等人為東坡羅織罪名時看準神宗這兩大忌諱，結果令神宗雷霆大怒，下旨逮捕東坡，革去其湖州知州職務，押解到御史台審問，指派知諫院張璪和李定負責審訊。「烏台詩案」是神宗親自批准立案的，這是公然違背宋太祖制定不得以言入罪的祖宗之法，也是熙寧新政中鉗制輿論的政治風氣導致的嚴重惡果。神宗頒下逮捕令，李定等人立即執行，太常博士皇甫遵自告𡚒勇前往湖州拘捕東坡，他還要求像押解大盜般，返京沿途每晚將東坡關在各地的大牢裏，神宗覺得東坡只是一位文臣，沒必要這種押解規格因而沒有批准。

逮捕東坡的聖旨剛下達，營救東坡的行動也隨即展開。最先收到逮捕消息的是駙馬王選，他立即派人趕往南京告訴子由。子由聞訊大驚，立即派人連夜趕往湖州通知東坡，好讓東坡有心理準備。東坡接到消息，自覺凶多吉少，就寫了封信給子由，託他照料家人。東坡亦主動請假，讓通判能代理知州職務，不至他的職位懸空。當他交待好職責時，皇甫遵已出現在衙門了。東坡的長子蘇邁時已21歲，家人便讓他陪伴東坡上京。

八月十八日，東坡被押解到汴京，鋃鐺入獄。兩天之後審訊開始。從八月十八日到十二月二十八日，東坡在御史台監獄裏共囚禁了130日，他的囚室狹小陰暗，身心受到極大摧殘。無論如何審問，東坡一概不認。御史台日以繼夜的逼供，獄吏的嘴臉愈來愈凶惡，東坡亦感到死亡愈來愈逼近。長子蘇邁在京除了打探消息，每天也會送飯給東坡，東坡與他約定，平時只送蔬菜和肉類，一旦獲悉凶訊就送魚作為暗號。一天蘇邁因旅費用盡要出城找人借錢，就請一位親友代為送飯給東坡，倉促之間忘了告訴親友別送魚食，那位親友剛好有一鮮魚，就送給東坡享用。東坡一見魚便以為死期將至，想向家人囑咐後事，因此寫了兩首詩交託一名獄中處處照料他的獄卒代為轉交給子由。其中一首是：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

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

與君世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

這詩意思是身逢盛世，身為微臣的自己卻愚蠢地自蹈死地。中年殞命，算是提前償還了前生的孽債，但是一家老少十多口人，從此就要拖累弟弟來撫養了。一死何足首哉，到處的青山都可以埋葬骸骨，只是當年與弟弟相約夜雨對床的盟誓再也無法實現，此後夜雨瀟瀟的時刻，子由只能獨自傷心了。但願與子由世世代代都做兄弟，把未了的因緣付諸來生。

經現今學者研究，「烏台詩案」的結案過程經歷幾個階段。元豐二年十一月底，御史台奏上審訊結果。朝廷派發運司度支副使陳睦到御史台復審有關供狀，然後移交大理寺。大理寺核定東坡的罪名是以文字訕謗朝政及中外臣僚，按律應處徒刑二年，但東坡所犯罪行皆在是年十月十五日，朝廷為曹太后祈壽而頒布的大赦令之前，故應赦免予以釋放。此論一出，新黨之人大為驚慌，於是李定等人再次上奏，反對赦免東坡。由於負責審訊的御史台和負責判決的大理寺意見矛盾，此案移交審刑院複核。審刑院檢視這案的所有資料，決定維持大理寺的判決，並奏請神宗降旨決斷。新政是神宗力推的治國之策，而東坡的詩文則有譏諷新政之意，神宗不滿大理寺的判決，但又不能違反宋太祖不殺士大夫的遺訓，所以他派人到獄中探視東坡情況再作定奪。最終神宗在十二月二十六日親自降詔，對理應依法赦免的東坡處以法外加罰，革去祠部員外郎和直史館兩職，責授撿校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並令御史台差人押解前往貶所。

這案是北宋建國以來第一次文字獄，令東坡受到重擊，他從此不能再入朝為仕，要在荒僻的地區生活，從朝廷的重臣變為帶罪在身的平民百姓。仕途失意對東坡日後在文學方面的成就，或許起到催化作用。

註：摘自鳯凰出版社《漫話東坡》